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从文学史文本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以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典范教程,其在治史实践中体现的优势与缺憾具有反照学科优劣所在的功能。透过洪本当代文学史可探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存在涵盖面偏狭、经典缺失、学科内部存有分裂等不足之处。     

重读《伤逝》:以“爱”为中心

《伤逝》虽然普遍被视为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但真正从本体意义上的爱的角度来讨论的却几乎没有。《伤逝》表面上以一对现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为框架,却不止于男女间的爱情探讨,它最终面对的是超越性和救赎性的爱之缺失这一终极性难题,凸显出鲁迅文学中隐含的宗教性维度。     

秦腔对陕西当代小说的影响——以《创业史》、《白鹿原》、《秦腔》为例

秦腔作为关中最受欢迎的戏曲文艺形式,是关中人最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在柳青等陕西当代第一批作家的创作中,秦腔只是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染作品气氛、突出人物性格的元素。然而到了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第二代作家身上,秦腔已经作为一座挖掘不尽的矿藏,在塑造人物、营造气氛、结构作品、推动情节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秦腔的慷慨悲凉、热耳酸心的美学特点内化为陕西当代小说的美学追求,直接的影响了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     

韩国“慰安妇”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辨析——以《反日种族主义》与《帝国的慰安妇》为例

近年韩国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值得关注与警惕。两本代表性畅销著作《反日种族主义》《帝国的慰安妇》分别从保守与进步两条思想脉络出发,却殊途同归地与日本右翼对“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否认形成共鸣与合流。前书由保守政治力学所驱动,意识形态根植于二战后至今韩国未经根本动摇的“殖民—冷战”体制;后书则体现了后冷战时期韩国进步思想界基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左翼批判理论漠视并排斥民族议题的趋势。两书共同反映出韩国“慰安妇”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思想特征为民族主义批判,其对集体记忆的挑战,体现了当代韩国重建国家民族认同的认识论之争,也与冷战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形成跨国连接与互动。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平等”问题的历史规定及其超越——重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平等”观念只是一种历史的规定,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其是否过时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平等”说到底只是一个前共产主义的概念。当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异化被历史地扬弃。财富的尺度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之际,使“平等”和“不平等”及其关系成为问题的问题域本身便被历史地超越和辩证地扬弃了。     

《红字》中的“问题化”母性及其政治隐喻

在霍桑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女性教育与女性义务规约均基于女性未来的母亲身份,美国社会同样强调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回溯《红字》主要情节的历史背景发现,霍桑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母性观,另一方面突出了白兰的“问题化”母性,并以此为依托,通过强调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试图挑战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政治血缘联系,建立移民者后代与美洲大陆的新地缘关联,从而帮助构建美国人的独立民族身份。     

论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以《创业史》与《白鹿原》为例证

受文化语境的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声音的变化区间表现为从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呼应到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揭秘,《创业史》和《白鹿原》是其中的代表之作。《创业史》的叙事声音外显强烈,叙述人突显政治运动的历史推进作用,《白鹿原》的叙事声音隐蔽内在,比较注重展示文化心理的行为支配力量,因而文本中的经济困顿、恩怨相报、性别压制等在不同叙事声音的传播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蕴,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反省与重建——以“成王败寇论”为中心的考察

"成王败寇"这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以"历史作用"标准出现,最为公认并被普遍采用,其主要内容是历史进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人民利益、社会需要等。它是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对历史发展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作为评价的基本尺度或首要准则。这种标准的片面运用,导致了在事功判断与道德判断、人类历史中物质与精神、历史人物现世成功与历史成功等关系问题上的偏失。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充分估价道德评判的重要意义,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以克服"成王败寇"论的不足。     

论扬雄“尚智”的理性精神——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晚年致力于"纯儒学"的建构,仿《论语》作《法言》,将他的基本思想都凝结在《法言》一书中。《法言》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尚智"理论,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思想的最大价值所在。这种理性精神突出体现在其经学观、圣人观、人性观、政治观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才性论中的“清”观念——以《人物志》为中心

《人物志》一书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人才的鉴识、选拔、使用等问题,但作者刘邵在研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人的才性问题多有精微的辨析,其中蕴含着尚＂清＂的审美观念,清气、清雅、清朗、清介、清节等概念分别对人的气、质、形、神、德等方面作了描述,在人物品鉴中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取向。梳理《人物志》中的＂清＂观念,对于了解古代才性论的特点以及作者的审美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概念场“哭”的词项属性浅析复音化——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作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极为重要的语料,能很好地体现中古汉语的词汇使用状况。完整搜集该书中18个表示概念"哭"的动词词项,通过对各词项属性的穷尽式测查,探寻其表现的词汇复音化现象,以此来观察其在语义属性、组合属性和使用属性方面体现出的复音化特点,以及在语音方面形成复音化的原因。     

老人再社会化:文艺作品带来的启示——以《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为例

海明威是美国文坛上迄今为止最富影响力的现代作家之一,其作品一直备受读者与评论界青睐。海明威的众多作品,多有涉及到老年人物形象,其中《老人与海》是最为有名的篇目。通过对小说《老人与海》主人公桑提亚哥的精神进行分析,概况为不屈不挠、坚韧果敢和对自身修养无止境的追求,并希望启示当代社会老人的生活态度,关注老人再社会化问题,使得老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追求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意自由空间。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