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早期民族史学科的构建--以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日本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传入,中国学术界按照西方学科模式对各个学科进行重组,而中国民族史学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林惠祥先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分析归纳,构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新型框架。     

历史知识社会化之路径探析——以吕思勉《三国史话》为中心的考察

吕著《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编著通俗读物的代表作之一。吕思勉以渊博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对三国史上存在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辨析,提出独到见解,为历史知识社会化路径提供启示。第一,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要处理好＂求真＂与通俗化之间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第三,要把握好历史知识在文本中的选择与分配;第四,历史学家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应承担责任。这些经验为当下进一步提高历史知识普及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论中国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以《中国文学图像简史》为考察中心

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占比最高的必修课程群,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存在学理、课程时间等方面的断裂以及一定的学科封闭性。《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是将前沿学术研究转化成教学资源的尝试,这部教材首次梳理了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线索,描述了历史横截面并剖析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可谓“点、线、面”的有效结合,对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具有重要启发。就中国文学图像史的具体教学路径而言,主要参照了中国文学的文体嬗变以及解读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与经典作家。     

早期中国民族史研究与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

总结概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民族研究史（以王桐龄为主）,可为当今民族史研究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实施提供借鉴。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盱上世纪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这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

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是成书于抗战时期的一部通史著作。与同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在体例、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尤其是书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对我们教益匪浅。通过研究《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通史撰述的方向。     

筚路蓝缕 体大思精——读《中国赋论史》

《中国赋论史》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通史。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是赋学界里程碑似的著述,是赋苑"游于艺"的导航图。它体大而思精,将史论合一,古今合一,宏观与微观合一,创见迭出。     

跨界民族认同差异的来源——以美国墨西哥裔为对象的研究

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的认同常呈现出层次性的差异,其中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尤为显著。跨界民族的认同差异往往会给其聚居国造成认同危机,譬如一直饱受民族与国家意识冲突的美国。复杂的跨界民族认同形式交错滋生了各类跨界民族问题,追根溯源是厘清问题的有效路径。通过对美国墨西哥裔跨界民族认同情况的分析,可知其认同差异的主要来源为:认同对象的选择徘徊、认同基础的身份转换和认同结果的共识与差异。     

吕思勉、钱穆治史观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以“西汉政制”及相关问题为例

比较吕思勉、钱穆这两位史学大家有关西汉政制的评述,可见两人治史观念与风格上的差异:钱氏以提取历史精神为首务,吕氏以叙述史事实态为宗旨;钱氏坚守以本土经验解释本土材料,吕氏尝试以域外新学分析本土的旧典。钱氏是上层之士,具有强烈的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吕氏是下层之士,怀抱热切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两人治史所取的立场不同,解释的方法、理论也不同。于是,汉代政制便在他俩的史著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

老舍的民族身份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旗人,他的作品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但老舍又超越了狭隘的族群意识,对满族文化,他是既眷恋又批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始终表达了外抗强敌、内主团结的时代主题,洋溢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以抗战时期为中心

吕思勉的学术思想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但应以真实的历史知识为前提;文化乃国家民族盛衰兴替之本,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吕思勉所表现出的对抗战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乐观和自信,根植于他对历史的深刻体认。吕思勉是一位热情但不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说“口述史”——以《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为中心

20世纪,口述史崛起于史坛,近百年来风靡海内外,成果山积。此缘口述史乃史之一法,亦史之一新体。诸多通论书都称口述史发轫于1940年前后的美国学者,实则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品诞生于中国,此即吴永口述,刘治襄记、撰于1927年、刊行于1928年的《庚子西狩丛谈》。以中国浙江湖州人吴永、吴宗济父子的《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二书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口述史的思想史”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人道及。学术需经世济民,优秀的口述史著作既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也会因其思想而大有益于读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提高。吴宗济的“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的名言实为口述思想史上悬之日月而不刊之论。     

从《中国新史》看费正清的中国观

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视角之一。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观。《中国新史》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中国观的总结。费氏的中国观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以考古学领域发现为佐证,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美中关系的发展出发,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宫崎史学与科举评价——以《科举史》为中心

作为日本科举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宫崎市定通过确立东方朴素主义民族与西方文明主义社会对抗转换的观念,强调要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来加以认识,认为科举制度的崩溃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一大标志。与此同时,宫崎市定亦站在建构世界文明史的立场,批判西方历史哲学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指出要以科举研究为突破口来研究世界文明大势下的中国社会。宫崎市定的科举评价尽管强调要还原到中国自身的立场,且必须公正地评价科举制度,但是亦潜藏了以中国为工具来论述现代日本的合理性的根本意图。     

“香”的美学意义探析——以《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为考察中心

＂香＂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并不＂吃香＂,而事实上＂香＂却扮演着重要的审美角色。＂香＂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的＂待遇＂与它自身扮演的审美角色并不相称,因而考察、探讨＂香＂的美学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以《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涉及＂香＂的文论为考察中心,通过深入考察和探讨,＂香＂的美学意义可归纳为：（1）作为客观物品的＂香...     

论18世纪日本的中国观——以《清朝探事》《清俗纪闻》为中心

自古以来,中国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受到亚洲邻国的重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在清军入关以前,日本对中国文化持学习、敬仰的态度,慕华心理一直是主流的中国观。而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急剧直下,贬低、甚至蔑视中国人。那么在清入关后以及中英战争前,对处于清朝康雍乾鼎盛时期18世纪的中国,日本又是如何认识中国的?鉴于学界对这一近世日本中国观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以成书于18世纪的《清朝探事》及《清俗纪闻》两本史料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旨在加深对这一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源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多侧面的独特视角审察中国文化,对自身有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