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吗?

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研究了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商誉减值的“眼球效应”吸引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有限注意力,从而弱化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即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遮掩效应只存在于在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之中。进一步检验了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发现,一方面,企业计提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审计业务的复杂性,导致注册会计师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集中地剥离了价值毁损型并购的不利影响,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储备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未来的经营绩效。     

商誉能否反映企业超额收益能力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并与 IFRS 实现了实质性趋同。基于此政策研究并购产生的商誉能否反映企业超常收益能力。通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2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分别对商誉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和商誉与上市公司并购前后股票市场收益(通过事件研究法计算出 CAR)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中产生的商誉与股票收益绩效和财务市场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跨界并购商誉减值问题及对策——以W公司为例

分析W公司在跨界并购交易中产生的巨额商誉减值现象,发现其在并购过程中存在并购资产评估方法缺乏合理性、商誉减值确认不及时、商誉减值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据此提出在跨界并购过程中,要合理确定交易价格、加强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完善商誉减值信息的披露机制、强化并购重组“双高”监管的建议,从而引导上市公司理性并购,防范因巨额商誉减值引发的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并为商誉会计改革提供借鉴。     

商誉减值研究述评及中国情境下研究展望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兴起,商誉风险激增,减值测试制度下商誉减值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从管理者私利动机、公司经济因素、并购特征等角度对商誉减值文献进行综合回顾,揭示了商誉减值的成因;从管理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等主体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归纳了商誉减值的分类研究方法,梳理了商誉减值中“洗大澡”和规避行为的监督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提出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包括:(1)回归到商誉本身的经济价值,探索商誉减值更为科学的分类计量方法;(2)结合股权结构特征,考察控股股东在商誉减值决策中的影响作用;(3)实证分析商誉减值规避等不当行为的不利影响及其作用边界条件;(4)重点关注和探讨商誉减值规避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不同监督机制的相互作用效果。     

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随着并购活动的兴起,并购中产生商誉的并购企业数量,商誉金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并购商誉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企业今后的盈利会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促进财务绩效?又有哪些重要因素会影响并购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选取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发生并购产生商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并购商誉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企业性质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支付方式下两者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产生显著正影响。(2)国家控股情况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非国家控股更显著。(3)现金支付方式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其他方式更显著。最后,本文根据相关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商誉减值企业的违规行为解析及其监管

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商誉减值及程度对企业违规行为、违规倾向与违规稽查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确认商誉减值和减值程度较高的企业越可能存在违规行为;相对于无商誉减值企业,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高,违规倾向较低;相对于低程度商誉减值企业,高程度商誉减值企业违规稽查概率较低,违规倾向较高。商誉减值影响企业违规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商誉减值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将违规作为应计盈余管理获利的替代手段;二是商誉减值企业能够增加问询监管与媒体报道次数,导致违规稽查概率升高,违规倾向降低。但同时也会降低审计独立性,导致违规稽查概率降低,违规倾向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企业更可能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国有与民营企业的违规可能性相差无几;退市压力加剧了亏损企业违规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揭示了商誉减值与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为优化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及加强外部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监管部门识别企业的违规操纵行为拓展了新思路。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质量与商誉减值风险

巨额商誉减值不仅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现已成为企业、投资者和监管者重点防控的金融风险.以2014—2018年A股市场上发生并购并存在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大,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能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此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经过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监督部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企业应完善管理者监督考核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此外,管理者自身应加强自我修养,提高管理团队自我认识的水平,避免因个人主义、主观随意性产生的决策风险.(2)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以提高并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透明度,并对商誉的形成及后续的减值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加大问责力度.     

并购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资本市场2011—2018年2 937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企业成长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展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公司的并购商誉越多,其对应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成长性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中并购商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