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好邻居日记》中的身份焦虑与认同

多丽丝· 莱辛在《好邻居日记》中书写了英国社会中边缘群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消费社会的话语建构下,作品中的老年群体和女性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而身份焦虑背后指向的是他者的困境.通过不断追寻爱,老年群体最终实现了身份认同.莱辛的小说展现了人在消费社会、父权制度等压迫下的多重困境,反映了莱辛对边缘群体追求自我身份的深刻思考.     

身份焦虑与认同——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自发表后经历了一评再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五十年代的林震都集知识分子、青年、干部/革命者三种身份于一体。多重身份对应着多重焦虑。身份之间的压抑、转换、矛盾、冲突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困境。只有通过成长才能最终实现身份的突围、认同。     

身份政治与民族国家认同焦虑——对香港国际学校的一种解读

以香港的身份政治为背景,探讨香港国际学校是如何在一种奇特的身份政治中运作,以摆脱民族国家认同焦虑。     

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从《赫索格》看索尔·贝娄的身份焦虑

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探讨了美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和归宿问题,小说主人公的家庭矛盾其实是社会文化矛盾的反映。赫索格面对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焦虑,对犹太移民的身份和生命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试图从性、暴力和大自然中寻求消解身份焦虑的途径,最终在自然之美和情人之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也变相地在心理上获得了身份认同。事实上,索尔.贝娄并未解决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困境,其笔下人物回归自然也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但贝娄通过赫索格对犹太身份的焦虑和认同,表达了不同文化应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理想诉求。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鲁迅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的隐、显的过程就是“我”的文化身份的失去、寻找和确证的过程。叙述者“我”因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而焦虑,替下层劳动人民代言立言而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对在文化转型中彷徨和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抉择和确立具有启示作用。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游离于“美丽世界”的边缘人——论《美丽曲线》中尼克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

英国当代作家艾伦·霍林赫斯特获奖小说<美丽曲线>中主人公、同性恋者尼克向往上层社会的奢华与美丽,在学生、审美专家等身份的掩盖下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圈,但其地位从未稳定,他游走在"美丽世界"边缘,充满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这体现在"方向感的丧失和定位的偏差"、"个人语言的丧失"、"道德框架的塌陷"、"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及"焦虑感的增强"等不同层面,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做出了独特注脚.     

身份认同与文学的政治

身份和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学中不可避免的主题,其多种表现形式常常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本文讨论身份与身份认同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当代文学批评关于身份问题的利用,从身份认同、身份危机、身份建构和身份叙事等方面探讨文学中的政治问题。结合对法侬、奈保尔等后殖民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经典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身份在批评理论中之挪用的分析,指出身份本身就与社会、文化、民族、种族等重大问题不可分割,与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可分割,因此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乡土或异域:认同的焦虑——刘亮程小说论

与其散文一样,刘亮程的小说《虚土》和《凿空》也是对新疆农村的书写。这两部小说都试图通过对新疆农村地域特色和神秘色彩的强调来完成乡土世界的建构。然而,在建构乡土世界的同时,一方面小说透露出这一空间的某种可疑性;另一方面,对生活其中的某些个体而言,他们始终是这一乡土世界的他者。这样,刘亮程对乡土的建构却最终被呈现为一处异域。从乡土世界的建构与失落,小说传达的实际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     

从《理智之年》看“自由之路”上的身份焦虑

萨特在小说<理智之年>中展现了个人要实现自由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并揭示了焦虑的根源所在,表明了他在二战后对自由的崭新理解,即强调"行动"在"自由之路"上的重要性.     

身分的焦虑、尴尬与超越——兼谈转型期"底层写作"问题

"底层"这个概念一般是指农民以及农民工、工人以及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底层写作"的意义不在题材方面而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公平、正义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降的底层写作,开始正视并尊重农民对自己乡下人身分的焦虑不安及改变身分的渴望,正视并尊重农民工与城市平民生存的艰难与自足自得的生存感觉,正视并尊重国企改革中工人对所谓"工人代表"身分的拒绝与对改革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要求.底层人民对自己权益的日益自觉的争取,与过去那种"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伪工农兵姿态划清了界限,标志着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作为觉醒了的"个人"(公民)自救自立自强时代的开始.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美国华裔流散写作中的身份焦虑

美国华裔作家作为全球流散群体中的一支,游离于故国与所居住国文化之间,以边缘人的双重视角去审视中美两种文化,思考并实践着文化的变迁、融合和生长。他们的写作无一例外地探讨了在强势异地流散者的文化身份危机、文化身份重构及人类整体文化的命运和走势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基于后殖民理论,从流散批评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美国华裔写作中流散者的身份焦虑。     

“未来视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焦虑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受社会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影响,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性"追随者的身份颇为焦虑。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案,"未来"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以使中国人能够暂时摆脱现实的纠缠,并从中体会到一种更有保障的"超越感",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的产生,更多地来自于线性时间观念本身。因此,要纾解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走出追随者的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地位的根源加以深入反思。     

《受活》:荒诞背后的焦灼

阎连科的《受活》用超现实的方法营构了一个荒诞奇诡的艺术世界,在荒诞的背后却是作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劳苦人命运的焦灼,对造成劳苦人悲惨遭际的权力个体、权力机制的拷问,以及对造成劳苦人失语的当下文坛的不满。     

民间鼓吹乐艺人身份建构与认同

20世纪90年代,民族音乐学研究开始关注“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对民间音乐及其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意义,学界研究民间鼓吹乐艺人大多围绕“乐种和乐社”,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关注较少。以鼓吹乐艺人为例,分析转型期区域群体、专业技艺和管理体制等对民间鼓吹乐艺人身份建构与认同影响,从民间性、专业性与合法性（文化身份）的层面提出鼓吹乐艺人的身份建构与认同策略：加强区域群体对民间鼓吹乐艺人体认,从社会需求层面定位民间鼓吹乐艺人专业技艺发展方向,社会管理层应赋予民间鼓吹乐艺人文化身份。     

“后现代”边缘的身份焦虑与认同超越——或《高兴》：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诞生

小说《高兴》以进城打工者的身份焦虑与超越问题为线索具体呈现了生活在时代、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阶层的不为主流媒体言说的真实的生存故事，表现了这个阶层的人们的生存境况、感受和愿望，并通过主人公的认同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们的生存智慧、人生境界的积极赞美和对他们悲戚处境的无奈反讽与警示。小说以艺术描写的方式无言地提出了一种“三农”主义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了达成小说的艺术目的，作者对小说叙述的角度、线索和结构的安排颇具匠心，同时还通过两篇“后记”的设置，使全书形成3个文本和多种话语方式的独特互动，传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伪信息”的文化认同

"伪信息"一经产生,即伴有"社会化"的色彩,体现在其有社会化的性质,社会化的功能,社会化的问题,分解它的社会化体系就具体涉及到"伪信息"的政治化、经济化、文化传承等层面的因素。其中,"伪信息"的文化认同属于最深、最玄、最不易把握的,因为文化的发生、改进、转向、定型与消亡都是在潜移默化过程中进行的整体变迁。所以,本文梳理"伪信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定型"伪信息"的文化效应更是一种尝试与发问。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