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的同一

延安文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将延安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实现其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三重身份同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始终将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作为服务对象,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参加实际斗争,转变思想,获取源泉,完成了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转变。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延安知识分子从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和接受习惯出发,创作出反映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兵新形象的作品。作为传播主体,延安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推进延安文艺的传播与接受,在传播的同时实现与受众的互动,最终实现团结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     

汉代辞赋作家的身份及其文学创作管窥

作家的创作都是一定身份的言说.身份不同,价值取向、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及风格必然有异.汉代辞赋作家身份复杂,集家庭、社会多种身份于一体.一般情况下,辞赋作家依其社会身份进行创作,但有时处境的转变也会导致作家身份发生转换.特定情境中的直接感受,会使作家的多重身份转换为单一身份的凸显.作家的学识修养、人生追求、文学理念,也在作家身份的转换乃至创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

汉代文学创作是作家居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艺术结晶,身份对其创作有直接影响。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作家居于社会等级结构中,从而获得社会阶级的、等级的身份。作家的身份又往往是重叠的,他们在朝为大夫、郎的同时,也可能是天子的文学侍从,或是将军幕府的僚属。作家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地位有升迁,也有落泊。考察文学主体身份社会属性的复杂性,有利于揭示汉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建构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宣告了作者的死亡;此后,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尖锐地抛出了"谁在说话真的重要吗?"这一著名议题。但是,在这两篇引发西方学思想革命的著作中,巴特与福柯均未能区分考虑"女性"这一特殊的性别因素,也没有给出任何单独有关女作者问题的阐发。回顾英关学界关于女性作家及女性写作的探索历程,重点关注其中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建构,探讨关于她们的"生死问题"。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研究应该成,也必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及作家理论中的一个崭新的分支领域。     

梅尔维尔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隐喻 ——以“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为例

疾病书写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展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联结人与社会、反映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疾病书写的分析,既能了解作者个人的道德批判,又可窥探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梅尔维尔在其早期创作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展开了诸多与疾病相关的书写,其中对个体疾病、群体疾病和特殊疾病三类不同疾病的书写分别折射出作家对身份问题、殖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殖民者身份困境的焦虑、对殖民主义反向冲击的担忧,以及对传统种族优越论的保留态度。"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既体现作家的进步性,也反映其局限性。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论奈保尔创作的边缘性

V.S奈保尔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作家,他曲折的人生经历、复杂的文化身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奈保尔的多元文化背景导致了他身份的边缘性,他身份的边缘性又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呈现出边缘性特征。同时,奈保尔在创作实践中摸索出了最适合表达自我的"杂糅式"的边缘性文体。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