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文学视角下的《讨武氏檄》

骆宾王《讨武氏檄》兼顾骈体和檄文的双重特点,充分发挥骈文长处而力避其短,成为檄文中的千古名篇。《讨武氏檄》全面仿效隋末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重要原因是徐敬业祖父徐世勣曾在李密麾下任职。该檄文的篇题、首句及末句在不同书籍载录中差异颇大,多与骆宾王原作有所不同。徐敬业起兵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而骆宾王的檄文长久流传,战争自身与宣示战争的檄文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论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

当代阿富汗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阿富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亦难逃战争阴云的笼罩。不同于传统战争书写的宏大叙事，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采取了和战场上士兵不同的平民视角，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捕捉战争的幽灵，通过再现战争为个体带来的直接生命体验和对个人生活历程的影响，把战争日常生活化。在对战争的日常生活化书写的基础上，胡赛尼的小说也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了对阿富汗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问题，为战乱之后阿富汗的文化重建播下希望的种子。     

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

20世纪40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书写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核心内容。这种书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丁玲、草明等人为代表的充满民族国家意识的战争书写;以陈敬容、萧红等人为代表的注重对现实的沉思默想的战争书写;以张爱玲、苏青等人为代表的关注日常生活的战争书写。三种形态的女性战争书写各有其主要特征和意义,之所以出现这三种书写形态的原因在于:战争对社会生活的重新整合及战争对男女性别的现实要求。     

灾难时刻，文学人类学在场——评《灾难与人文关怀》

《灾难与人文关怀》一书以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为依托,展现了对汶川地震的人类学考察和民族志书写,在关于汶川地震的出版物中,具有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价值。     

教科书外的历史，英雄背后的故事——评何顿的《黄埔四期》

作为何顿“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的《黄埔四期》,在叙事主题上与《湖南骡子》《来生再见》一脉相承,其不醉心于英雄传奇,而是突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强调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作品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填 补历史的空白,提醒公众牢记被遗忘与遮蔽的历史,为中国的战争文学创造了全新的叙事高度。     

战争中的人性美——《百合花》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比较研究

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茹志鹃的作品《百合花》和前苏联杰出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是以战争为背景而创作的,两篇小说一问世就在社会上赢得了巨大的赞誉,几十年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盛赞,成为不可多得的佳作。这种成功,究其原因,倒不在于两者都是战争小说,而主要是由于两者都探讨了战争中的人性美。本文从虚写战争、英雄平民化和抒情格调三个方面来挖掘文本所表现的战争中的人性美这一艺术特点。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排调》篇书写的历史背景

时人前贤对《世说新语》的研究不在少数,如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等,然而多为整体性研究,罕有对单篇的关注,本文试图对其书写的背景加以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自古有之的谐谑之风和当下的背景。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对人文知识界和社会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红高粱》即是莫言受此影响的重要作品,置于百年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不难看出《红高粱》关于战争历史的呈现完全迥异于此前军旅文学为读者提供的书写经验,对于农民革命书写中农民英雄,《红高粱》置换了其中的主体性内涵,而在关于人的发现的各种叙事中,《红高粱》以强者的发现在八十年代有效地照应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源头。     

民族志视野中的《格萨尔》史诗英译研究

在中华典籍翻译的大背景下,立足于民族史诗的英译研究,以《格萨尔》英译为具体对象展开个案研究,将其置身于民族志书写和跨文化阐释的视域之中,从现代译论的高度对这部民族史诗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翻译学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和阐发,并就民族文学翻译的学科地位和前景做出跨学科展望。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女性悲剧的再书写——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 “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

当下关于海洋文学的概念,存在着同义反复、晦涩难懂、意义不定的多重误区。结合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暴风雨》,对这些概念进行分析与探究,认为海洋文学应该是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无论从《暴风雨》的剧本情节与叙述背景,还是从其的主题表现来看,《暴风雨》皆属于海洋文学的经典作品。     

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城市书写视野下的乔伊斯小说解读——以《尤利西斯》为例

城市书写是空间批评下的文学批评范畴,文本中的城市被看作是蕴含丰富社会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城市书写中全部以都柏林为背景,将城市记忆、社会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构成一个有机体,在景观选择和组织中赋予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揭示主题的手段。《尤利西斯》巧妙地运用了漫游式叙述使城市空间中的支离破碎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异化感融合在一起,共同展现出一个精神瘫痪的现代世界。     

自传、性别与历史：对凌叔华《古韵》的解读

凌叔华于抗战期间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鼓励下开始创作英文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在同样战争的背景下，许多女作家也同样自觉地选择自传写作，表现了她们对于现代性和战争的反思。本文以凌叔华的《古韵》为中心，通过比较郭沫若、萧红等人的自传作品，以自传中的“自我”概念为切入口，试图阐释战争背景下的女作家的自传写作的重要意义。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文学的传播与经典的诞生——传播学视野中的《班主任》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这不仅与小说的思想深刻有着关联,而且还与小说发表后的传播有着很大的关联。《班主任》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恰是缘于其在传播过程中,刘心武及其《班主任》从作家的个体体验和个人书写,升华为于一个时代的标杆。     

从《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看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

古代军事文学源远流长。其中有三部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它们是《左传》、《史记》和《三国演义》。前二者是正史 ,而《三国演义》则吸收、融合了二者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的长处 ,将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推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