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综述

分析指出,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实质上主要表现为对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等的独到理解,毛泽东社会正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围绕着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文化公正等方面开展,认为毛泽东在其一生追求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伦理思想,为我们现代社会公正秩序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正义新解

对于人而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是其终极的价值追求，但同时人又必须在各种关系中存在和发展，只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保证所有人地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其终极的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总是把正义作为一个伦理原则而束之高阁，总认为正义的实现是物质极度丰富后的事情，不可否认，正义的实现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我认为正义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本要求，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正义也具有了实践的意义。本文从正义产生的历史出发，去阐释正义的伦理维度及实践维度并阐述和谐社会背景下正义的涵义及要求。     

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的分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实现此目标,就必须首先实现能够体现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公正而合理的社会公正,来保证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从机会平等与阶层开放的政治诉求机制、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体现社会公正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机制这三方面来构建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正的实现机制。     

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蕴含的关于劳动正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伦理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正义重构了公平正义的理论形态,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拓展了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以伦理政治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劳动正义、美好生活和伦理政治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正义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式的社会正义,它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始终强调把社会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是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凝结了全体中国人民追求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体现了社会正义的公平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的集中体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提升社会正义的必由之路,能够从物质基础、主体力量、制度保障等多个维度为社会正义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实践证明,共同富裕不仅从现实层面纾解了传统正义理论的实践困境,也有效缓解着新发展阶段的正义难题,更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义意蕴。     

平等主导：毛泽东时代的政策价值取向

平等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既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又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其平等思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选择了以平等为重、以平等为先的策略。为此,毛泽东不仅发动了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革命,而且在所有权、分配制度和干群关系等方面,作了种种政策安排。尽管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政策价值主导取向选择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其过于一元化．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后毛泽东时代的决策者用公平、正义替代平等的政策表述,体现了他们对平等、公平、正义的深刻理解。     

唯物史观: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正义观立足于其唯物史观之上,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基础。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发展和成长内蕴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是不甘于现成性的;这种发展的理想是成为"总体的人",也即全面发展的人、健全的人。同时,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分工会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现代社会分工的极端化会走向它的反面即自由劳动、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异化的财富积累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财富将成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条件。     

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仅强调要实现个体正义以促进个体自由、平等与全面发展,而且强调要保障个体正义的优先性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     

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

在社会正义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从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范式中寻求建构正义社会的基本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观的解析得出,分配正义内在于权利平等自由,权利自由、过程平等是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理论共同坚守的底线。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在政治基本价值体系中排序及其正义与善关系之争,争论背后的焦点则是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     

平等的正义:毛泽东社会伦理的价值追求

毛泽东没有专门建立过正义或公平的论述体系,他的正义思想散见在他的论著之中。在毛泽东社会伦理思想中,平等的正义思想占据着核心位置,成为其一生的价值追求。其平等正义观,不仅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均平"正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公平"正义的理论超越,而且它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为载体,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其平等正义观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