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中的"吏隐"

"吏隐"是反映和概括中国古代士人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概念,向来未被学术界所注意.笔者在<大历诗风>中加以讨论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它在唐诗中的反映及表现得到了研究.然而"吏隐"是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追溯其起源及在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含义,阐明其历史发展、实现方式,尤其是与诗歌的关系,是理解和诠释"吏隐"概念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吏隐"一词在古典诗歌中的使用与流传,对"吏隐"的动机、"吏隐"实现的前提及其心态史意义进行了综合研究.     

论李东阳的"吏隐"

"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其仕宦与隐逸的折衷之举,是其为自己寻找的一身处台阁的"山林"精神家园,折射出了其思想深处"吏"与"隐"的矛盾.其"吏隐",虽招致了时人的非议,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深远.     

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

县居诗和郡斋诗是姚合诗歌创作最具特色的诗歌,它们展现了姚合人生和诗歌历程的发展轨迹。通过姚合人生阶段的这两个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心理和诗歌艺术一直是处在调整和蜕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姚合的吏隐心理从矛盾逐渐走向融合,从而使其吏治观从无奈选择走向自觉实践,也导致其武功体开始从清僻向清雅内化。     

试论韦应物的吏隐心态与儒道禅思想之关系

在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中,韦应物的吏隐心态最为复杂.儒道禅的合力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思想基础。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成为对世俗人生的向心力,道、禅的超脱态度则成为离心力。在这三种思想的支配下,韦应物成功地走上身心相离的吏隐之途,将困扰中国古代士人的吏与隐的矛盾完美地统一起来。韦应物这种二元的人格影响到他的创作,使其诗歌风貌也呈现出二元性。     

公安派副将江盈科的“吏隐”心态论

吏隐心态表现为在官场中追求适意与超越的人生 ,它是公安派副将江盈科仕宦生涯的基本处世模式。同时 ,他的这一心态存在着“吏”与“隐”的二元冲突。吏隐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投射 ,又是时代思潮的心灵折光。     

“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

“吏隐”向来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 ,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结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作了放大 ,他的名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丰富了吏隐主题的蕴涵 ,发展了它的表现手法 ,从而使士大夫诗歌的这一基本主题得到了深化     

俄罗斯文化精神内涵探析

俄罗斯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宗教文化,自然地理环境,东西方文化交流,东正教的引入,外族入侵统治,彼得欧化改革等诸多文化要素的碰撞与融合衍生了俄罗斯文化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与内涵,具体表现为反理性思维形式、追求整体性原则和宗教人道主义等特点上。了解俄罗斯文化精神内涵有助于中俄两国人民的文化沟通与经济往来。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苏轼诗化雅词的精神之旅

苏轼运用“诗心”创作了大量的诗化雅词。这些词既以词言志,表现了经世事功的儒家诗教观,又传递了力图排遣和化解人生之忧和经世之悲,崇尚老庄任道逍遥、追求高蹈隐遁的思想,还体现了一种不随物悲喜、随缘自适的佛禅理达之境。审视苏轼诗化雅词的心路历程,可以正确体认苏轼调和三教而显现出来的圆融、通达的独特文化性格和人生模式。     

春节文化与民族精神

春节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文化,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主要承载着三种核心价值：感恩、迎新、大团圆。春节作为一种民俗,是生活美的高潮,不仅是物质生活美的高潮,而且是精神美的高潮,融汇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今更好地建设富有时代精神的节日文化,能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论宋代民间词的城市文化意蕴

缘于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城市文化也随之不断繁荣.由此,宋代民间词大多偏重描写城市生活,充分反映广大市民情有独钟的文化生活趣尚,因而具有丰富的城市文化意蕴.探其大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狎妓饮酒;二是节日民俗;三是游艺竞技;四是祝寿贺喜.     

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宋代瓷器的纹饰特点和文化内涵

宋代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装饰形式多样,还呈现出大量巧夺天工的自然纹饰。宋代瓷器的纹饰反映了宋代的士民文化和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对后来瓷器装饰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花馔文化探析

花馔文化是古代花卉文化和饮食文化的融合。宋代花馔文化是宋人科学利用花卉、追求精致生活的表现,折射着时代特征和宋人的精神面貌。介绍了宋代花卉的食用文化和饮用文化,并对其繁荣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宋代花馔文化的繁荣有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有助于今人传承古代文化,对科学利用花卉为人类服务具有启示作用。     

宋代官营牧牛业述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官营牧牛业也较为兴盛.京师开对饲养大量的官牛,其牧养和管理机构有驾部、牛羊司、诸坊监、车营务、养牛院等.地方各州也有为数众多的官牛.官牛主要来源于战争掠夺、民间购买和孳育.官牛不仅为宫廷祭祀和宴会提供了肉类,还为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提供了畜力.宋政府颁布了较为完备的保护畜牧业的律令务文,客观上促进了牧牛业的发展.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论宋代台谏与文官集团的重组

台谏之横使之成为宋朝掀动政潮之地 ,而文官集团作为宋代政治的支柱 ,它们的分裂与重组 ,与台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此入手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台谏固然使人主“不至于偏至之谗” ,但它更多的则是引发文官集团分裂的直接动因 ,也使宋朝不能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其次 ,这种现象的生成 ,与宋代的政治制度有关 ,与宋代人主的人本思想及其宽容的性格有关。另外 ,言官动辄以道德苛咎别人 ,但儒家队伍必须依靠纪律的约束 ,而不是道德的力量。故而 ,台谏与事功本身却是毫无补益的。     

论南宋孝宗时期的官员荫补制度

宋孝宗是南宋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君主 ,在其统治时期 ,面对北宋以来的冗官局面 ,锐意进取 ,尤其是针对官员荫补制度的改革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就总的情况看来 ,乾道、淳熙年间 ,宋朝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新法规 ,依据官员职位的高低 ,限制荫补亲属为官的数量 ,从而逐渐压缩了不少官员荫补子弟的特权 ,这些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几乎一直为后代皇帝所沿用 ,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

北宋官营牧羊业取得了重大发展.牧羊业主要集中在北方,以开封府界、河北、陕西路为主.官牧羊采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官营牧羊业不仅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肉食,为皮毛加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还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羊及其副产品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正是北宋官营牧羊业发达的重要表现,客观上也促进了牧羊业的迅速发展.巨大的社会需求以及宋政府的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然地理条件不利而造成的官羊不兴的缺憾.     

宋代太原知府任职事迹述略

太原是北边重镇,自归宋后,宋朝廷在知州和知府的选任上比较重视。就现有资料统计,宋代的并州知州和太原知府大致有近九十人一百任。在任职期内,这些知州、知府有一批名垂青史,或守边有方,或努力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或颇有行政才能;也有一些为后人所诟病,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或御敌无方,或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