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数十次到淮河流域的城市、农村进行考察和调研,对淮河流域经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和宝贵建议,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促进淮河流域发展的殷切希望。淮河是淮域人民的母亲河,也是全国的第三大河。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建国之初流域各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治淮工程;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包括流域在内的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对流域农村发展过程中"左"倾现象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警惕,对农村责任田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毛泽东在流域徐州、许昌、郑州、合肥等地视察时强调建设工业的重要性,并对淮域社办工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建国后的淮河流域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农村“三化”与城乡和谐发展对策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 推动农村三化, 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应该通过发展县镇工业改变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通过推进农村城镇化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通过农业产业化改变传统农业增长模式, 培育和巩固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农村和农民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 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要素禀赋、资源约束与中国工业企业空间分布 ——以高速铁路开通为视角

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工业集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通过运行速度的提高改变着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城市之间时间成本的下降不仅通过加速可移动要素禀赋的流动影响其工业布局,而且重新唤起了不可移动自然资源对工业企业的吸引力,出现了今天中国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现象。高铁影响工业集聚与转移的机理是:中心区因要素禀赋优势会对工业产业产生集聚力,也会存在因拥挤效应产生的分散力,即"推力";边缘区在其自然资源的吸引下,会产生对中心区工业产业的"拉力",最终结果是中心区工业产业实现调整或升级,部分产业向边缘区转移或扩散;在中心区"推力"和边缘区"拉力"的产生过程中,高铁起到了加速和促进作用。将高铁开通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纳入实证检验中,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对工业分布的影响在加深;中国工业的转移路径按城市层级进行,一、二线城市工业发展更加依赖科技投入推动产业升级;三、四线城市受自然资源影响较深,正在承接一、二线城市的产业转移。     

焦作兴起与发展研究——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

概述了焦作煤炭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演变,论述了焦作由煤炭城市发展成综合性工业城市,以及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的历史演变过程,探索出一条可资借鉴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之发展模式。     

从战略规划的角度看区校联动发展——以杨浦区和复旦大学为例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创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科技创新中大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城市创新的源泉,也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大学与城市社区的关系须臾不可分离。大学通过科技创新服务城市发展,城市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公共空间和服务平台。杨浦区内高校众多,科技园区集聚,上海市政府为此提出了"三区联动"战略,即以大学校区为依托,以科技园区为平台,以资源在公共社区的集聚、共享、融合为抓手,不断推动校区发展与城区发展走向融合,形成"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的环境和氛围。以复旦大学为例,区校双方可以在科技、教育、文化、健康四个方面合作,打造"科技杨浦、教育杨浦、文化杨浦、健康杨浦"的新形象,从而提升杨浦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区校联动,双方密切合作,有利于高校学科发展和杨浦区由工业城区向后工业城区的转型,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     

试论大众传媒科技传播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以成都市为例

在和谐成都城市建设中,城市的文明和发展程度与现代科技传播密切相关。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为建设"和谐成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为"和谐成都"、"智慧成都"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是提升广大市民科技素养的重要力量;为传播民生科技,实现和谐成都提供重要支撑;促进城市科学管理,高效运行,推动人文成都、田园成都加快实现。     

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英国城市建设的举措和得失值得后来者研究总结.由于私有制的制约,英国城市发展呈现出盲目、自发的特色城市建设无规划、无秩序;住房拥挤;卫生状况差,环境恶劣.为此,英国在19世纪展开了对工业城市的环境改造运动.其一,通过旧城改造和建筑规范,以及立法对私人建筑的质量、空间和卫生设施的详尽规定,造就了现代英国风格的建筑模式;其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市营",初步改变了新兴工业城市中基础设施滞后、与工商业发展不协调的状况,改变了工业城市"丑陋"的外观,赋予其现代城市的形貌.其三,城市建设还对旧式的市政机关提出挑战,促使近代城市当局的成形,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     

创意设计的发展走向与核心竞争力

"创意设计"具有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双重属性,它既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工业产品、人居环境、营商、沟通等中间服务环节,更是工业产业创新的重要来源;文化创意语境下的设计业应该是"两种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它的工具性和本体性形成了现代城市文化中设计的两种形态;创意设计把创意与创新作为自己的立足之本,建立由设计实践与设计理论共同构筑的设计生态系统,在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实现高新技术与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合,培育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促进产业的转型和优化升级,铸造创意设计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新都市主义的北京文化立市战略内涵探析

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城市非物质生产性特征表现日益明显,城市发展逐步迈进一个以新都市主义理念为代表的、集文化型、消费型、宜居型和生态型为一体的城市文化构建阶段。北京作为中国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之一,其城市文化战略处于整合与升华阶段。北京创建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划必须综合文化城市、创意城市和田园城市等发展理念,进行文化立市的战略布局,定位"大文化"的发展视野,着眼于北京城市意象的重新定位,注重双向互动,通过综合认识、官民并举的战略互动,实现城市整体战略的一致性。     

我国工业旅游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年来我国工业旅游发展迅速,但旅游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刚起步,一些关键问题亟需明确和深入研究。工业旅游既是一种专项旅游活动,同时也是企业发展项目;它应在"多赢"原则指导下发展;工业旅游的开发需慎重考虑主、客体条件与媒介条件。     

中国乡镇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前景

20世纪,我国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四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     

毛泽东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使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最终确立起来。然而,把生产队(相当于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作为人民公社调整的最后界线(底线),混淆富裕程度不同和阶级分化的界限、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区别、包产到户与单干的区别,强调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思想认识的误区使毛泽东中断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毛泽东与人民公社的调整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执政以来领导新农村建设的三种政策设计

人民公社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三种政策设计。人民公社是建国后完成土地公有制改革基础上,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历史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突破人民公社单一农业公有制形式,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创新。两者在农民观、农业发展和农村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的历史时期以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又一伟大创造。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丰富和完善,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组织基础。     

从制度变迁看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决定乡镇集体企业产生的经济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影响其产生的政治制度。而传统社会的非正规制度则对企业经营者的选择起到了积极作用。乡镇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乡镇集体企业将逐步走向民营化道路。     

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及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稳定农村与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工农“剪刀差”以及二元体制等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导致了农村发展的缓慢。集体收益分配方式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前后农业税时代,构建一种以国家扶持资金为引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事一议”及其它社会资本形式的投入为补充的满足村级公共需要的资金筹集方式和体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一场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原因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其生动的现实原因;"大跃进"的发动和试图通过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诱因;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之间的竞赛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助剂"。     

意大利之为文艺复兴发源地成因新探

艺复兴是封建社会末期，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开展的一场新思潮、新化运动。意大利之为发祥地，源于它既有经济、化的基础，又有城市政权对人主义活动的支持和市民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促进条件。     

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

在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使农村服从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这一社会目标体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刚性措施:在经济上,国家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为制度性基础,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甚至生活资料的集体控制等手段,迫使农民对"集体"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国家行政权力通过农民所依附的集体组织和各种党群团体深入到了农村最基层,并用强制性户籍制度对农民进行人身管制;在思想上,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奴化文化,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中。     

论城市人民公社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人们曾经认定:城市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也是人民经济生活的统一组织者;其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而全民所有制是主体;是改造旧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但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在沿用“城市人民公社”名称的前提下,基本上否定了前面的说法,城市人民公社的涵义几乎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反映了城市人民公社在我国的破产,更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党。     

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政权 (乡镇党政机构是其主要组织形态 )与村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其主要组织载体 )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关系是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因素。作者在分析乡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 ,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 ;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 ;改革乡政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 ,规范乡政行为 ;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条件地逐步推行乡镇长直选等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