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兼论人口规模及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1995年至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硫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文章也研究了人口规模及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1）我国能源消费增加1%,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增加0.8777219%,但二氧化硫排放量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在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不断增加;（3）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随着技术的进步,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但在东部地区,随着技术的进步,二氧化硫排放量却不断增加。     

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构建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4年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广义加性混和模型,对影响城镇化率的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变动方向相同,但其对城镇化率影响的边际作用递减;非农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每上升1%,使新型城镇化率提高0.7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缩小1000元,城镇化率上升0.45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小.据此提出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苏南地区要着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苏中、苏北地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推进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国际生产分工、环境规治与中国工业污染：--基于联立方程模型GMM估计方法的经验研究

基于环境政策内生模型，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应用GMM估算方法，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指标，就国际分工、环境规治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生产分工有助于清洁生产技术在我国的推广使用，从而技术效应对于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有积极作用。同时，国际生产分工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陷入低端过度制造业的陷阱，从而促进了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我国环境管理机构采取的税收政策和污染治理措施，都有助于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由于排污费过低，未能有效增加排污成本，使得污染治理效应高于环境税收效应。因此，促进产业服务业化，提高在国际生产分工地位，加强排污税收力度，是减少我国工业污染的关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青海省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论文从生活消费入手,采用修正生态足迹模型,评估青海省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结果显示：2010年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足迹小于人均生态承栽力,不存在生态赤字,但土地结构与生态承载力结构不对等．存在结构赤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足迹略高于农村居民,但全省城镇居民足迹总量低于农村居民：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环境基尼系数小于收入基尼系数,消费占用生态环境资源相对公平;从消费项看,交通消费基尼系数最大,食品消费基尼系数最小。研究提出培养可持续消费观念,引导绿色、健康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等建议措施。     

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人口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2003 ～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与以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为衡量指标的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会促进各污染物的排放,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则会显著抑制排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有明显的滞后性,上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指标会造成下一年度的排污量变化,这种影响具有U形的特征,具体来看,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会使得各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有所减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排污量会相应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前期减少的程度.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河南省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7～2008年年度资料对河南省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与消费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出通过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细分市场来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城乡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双边效应

文章基于199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城镇、农村老年人口的分组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二者对城镇化的影响,在比较二者影响大小和方向的基础上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降低了城镇化水平10%;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产生正向作用,提高了城镇化水平7.78%。整体而言,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城镇化水平2.22%,从而解释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城乡倒置"现象,即城镇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吸附作用。时间变化特征表明,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相互作用的净效应呈稳步上升趋势,并且从2012年开始由负变正。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净效应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呈递增趋势,并由负变正。     

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从四个截面考察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适度发展老年产业、规范和鼓励农村人口流动为现时期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定量测度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的基础上,模拟分析未来人口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量化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年龄特征,且各年龄段不同消费类别的城乡差异明显.假设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结构保持不变,2010 ～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影响不大;在消费结构层面对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规模的扩张.在人口变动、经济增长的不同模拟情景下,人口规模对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均远小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且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具有相对稳定性.     

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了1990-2010年工业化进程中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然后采用STIRPAT扩展模型,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3hm^2增至2010年的1．3699hm^2。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长沙市培养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2）人口增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导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而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降低。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长沙应降低人口负荷,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强化技术和服务支撑。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结合的农民增收模式——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重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的分析发现：劳务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是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重庆市在劳务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持久稳定增长。为此,本文提出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结合的农村居民持续增收模式。     

人口密度、平均工资、公共交通与城市商圈发展

文章引入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作为影响城市商圈发展的自变量系统。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论证了他们与城市商圈发展之间呈同向关系。弹性系数分别为0.30、0.96、0.84,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各自分别每提高1％.城市商圈发展分别增长0.30％、0.96％、0.84％。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水平;消除贫富两级分化,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优化城市商圈消费环境、提高和完善城市商圈服务功能,促进城市商圈的可持续发展。     

Likelihood of African American Primary Caregivers and Care Recipients Receiving Assistance From Secondary Caregivers: A Rural-Urban Comparison

We examine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reliance on secondary caregivers for African American female primary caregivers (250 rural, 242 urban) and their care recipients.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caregiver and care recipient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having a secondary caregiver within rural and urban samples. Post hoc Wald chi-square tests were used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between-sample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Secondary caregivers were more common in urban than rural contexts. Having a secondary caregiver was more strongly related to primary caregivers' poorer physical health and nonresidence with care recipients in rural than urban contexts.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cy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s Support Act and the cash and counseling model, may benefit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particularly rural residents as the majority of them lacked secondary caregiver assistance.     

Population growth, 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We develop and use a simulation model that considers sustainability on several levels by calculating producti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population growth/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ss environmental quality upgrading investment. Our model allows us to consider population's impact o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interdependencies among populations,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nd technology. Under certain population growth scenarios we find some countries ultimately consume less pollution, and less pollution is consumed on a system-wide basis. We arrive at this apparently counterintutive result because: (1) we explicitly model the decision to invest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upgrading; and (2) we consider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investment, not only the impact of total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on total consumption.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与变化趋势分析--基于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是经过多年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变动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客观状况,对未来人口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少儿人口数量减少且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且比重呈稳定上升趋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比重呈上升趋势,老龄化进程加快。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年型,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各地人口负担系数存在较大差异,人均GDP与总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呈负相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呈正相关。经济发达省市区人口负担系数较小;城乡人口比例呈持续升高态势;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城乡老年人口抚养比呈稳步升高态势;乡村人口抚养比高于城镇。     

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引起广泛关注。文章使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教育通过作用于教育投资、社会保障通过作用于有效家庭时间共同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收入。一方面,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增加能够显著地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城乡实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本应该起到调节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形成了"逆向调节"的负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证得出,缩小我国城乡人均教育投资和社会保障税率差距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