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中国艺术的空灵精神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诗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使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那就是对“空灵”美的极力追求。就创作对象而言,中国古典艺术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就创作主体而言,中国古典艺术要求曲达隐写,含蓄蕴藉;就创作境界而言,中国古典艺术要求与道合一,与气同化。本文正是从“天人合一”的文化视角,探讨了中国艺术着意虚无、崇尚空灵的内在机制。     

论当代先锋戏剧的创作实践——以孟京辉、林兆华为中心

8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以“舞台假定性”为起点开始了新长征。在先锋试验的潮流中,以林兆华、孟京辉的探索最引人注目。孟京辉戏剧大都得力于拼贴、戏仿手段的利用;林兆华的过人之处则是对剧本“第二主题”的深度挖掘。他们对“假定性”的独特理解,极大地丰富了舞台创作语汇。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 ,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 ,通过对鲁迅的“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 ,得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 ,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 ,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 ,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 ,更深地解读其作品。     

"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作为现代革命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丰富了左翼文艺界的革命想象、异域感受;反衬了民众的生存境遇;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促使1928年中国文坛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设。这就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古代创作思维"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神思”从创作思维、构思、想象、作者创作心智结构、创作心理活动等不同角度集中体现了创作主体性 ,从而确定了“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在“神”之“思”和“思”之“神”两方面突出了作者与非作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形成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民族特色和优良传统 ,构成了“神思”型的创作思维模式。     

《故事新编》的"新"与"编"

《故事新编》是了解鲁迅后期创作和思想的重要资源,《故事新编》的“新”与“编”就内含着作者的创作取向和思想特质。具体而言,《故事新编》的“新”包括情节和主题的新变;从神话向小说的转变、间接与隐喻手法的采用、主观化和心理化的大量介入等艺术特征的新变;价值观上的民间立场取向等几个方面。此外,《故事新编》的文章创作时间与文集编排次序的不一致,反映出鲁迅创作思想的前后变化。     

论话本小说中的"女助男"母题

面对宋元以来男性渴求女性佐助的角色扮演世态 ,话本小说的作者纷纷把“女助男”母题作为创作的重心。该母题大体涉及到资助、智助、情助三个内容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全方位地显示出男权背景下的女性主体意识。它是依照宋元以后市井社会舞台上出现的男权弱化与女性“丈夫化”现象而进行的 ,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三大板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应似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三大板块”;在文学史的结构网络中文学运动形态可视为“史线”、理论形态视为“史魂”,而文学创作形态则是“史体”。     

"挂笔"宣言:大江健三郎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兼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

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出人意料地发表的“挂笔”宣言,其实这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摆脱渐趋僵化的“大江式”的小说模式,重新寻找自己的“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大江后期创作的风格形式主要表现为:确立“灵魂”主题在创作中的核心位置;创作前以宣布“挂笔”的方式,清空自己的心灵;构思上努力打破时空界限,以寻求“可以从全方位来表现”灵魂主题;叙事上则表现为一种结构与解构并举的风格。     

中国绘画中的"兴"

“兴”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绘画创作中必须经历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起兴”、“神思”、“灵感”三阶段。而“养兴”则是绘画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民族之根的追寻与形塑——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强大根系,他不但在戏剧形式上借鉴传统曲艺,将采茶戏、莲花落、道情、数来宝、快板（书）、木偶戏、皮影戏、相声、京剧、地方戏等中国元素,创造性地糅入自己的戏剧创作,实现了中国传统曲艺/戏曲的现代转型,而且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呈现在舞台上。民族之“根”成就了台湾剧作家姚一苇,而姚一苇对中国民族之根的形塑,则让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和民族精神在舞台上鲜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对姚一苇有着吸引力,与他的生命体验及创作的使命感有关。     

李渔"重机趣"说与古典戏曲"本色"的探求

明代“本色”论众说纷纭,且不能完全抓住实质,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戏曲的舞台、观众、戏剧结构等问题,且多是就事论事,仅在曲辞风格的雅与俗等层面探讨曲辞的本色。李渔所提出．“机趣”的“无断续痕”、“无道学气”,能把曲辞放在戏剧的大环境中,从戏曲的叙事性和舞台性等方面突出了戏曲曲辞的本体特征。这是对明代以来“本色”论的开拓与总结。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从"唯美主义"到"爱国主义"——闻一多诗歌创作风格转变论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史上“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民主战士。纵观其诗歌创作的历程我们发现,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着嬗变。作为学者,他坚守着“唯美主义”的创作立场,但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屈的战士,其创作立场转向了“爱国主义”。我们从他的转变中感受到了一个诗人所经历的心灵的超越,感受到了他带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震撼     

"愤"作为一个审美范畴

本文对中国古代美学中“愤”的理论流变进行疏理 ,从生命的角度探讨了“愤”与创作的关系以及“穷而后工”的审美评价标准确立的原因 ,区分了“愤”、“怨”的不同 ,指出“愤”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阳刚 ,而“怨”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阴柔 ,并对“发愤著书”、“穷而后工”的命题进行现代反思     

"低龄化文学创作"的美学意义

当代“低龄化文学创作”现象重新阐释了儿童文学创作,这一阐释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以往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当代“低龄化文学创作”现象又在重新阐释着文艺学的基本创作理念,这一阐释更进一步催生着当代文艺学学科构建的开放性形态。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擎,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意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论唐五代北宋词的"雅"与"俗"

在唐宋词史上,“雅”与“俗”的交互作用推动了词的嬗变。由于时代审美观念不同,唐五代北宋词坛上“雅”与“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创作主体而论,文人词为雅,民间词为俗;就审美趣味而论,士大夫审美情趣为雅,市民情调为俗;就词的功能而论,歌者之词为雅,诗人之词为俗;就词人的品行而论,高洁为雅,低下为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