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爱视角观照下的海派小说——评《现代性内涵的冲突——海派小说性爱叙事》

根植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文学史地位一直饱受争议。然而,海派作家以其大量的充满商业才情的文学作品,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消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了“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的趋同性

沈从文与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别以书写湘西乡土生命与描摹沪港市民生活而著称的作家。素来关于他们的比较往往侧重于他们差异性的方面。其实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上海的情感是爱念与诅咒的二重审美复杂难解地纠葛在一起的。从时间意识上看,乡土是中古世纪的象征,而都市则是现代社会的象征,他们写作中的乡村描绘和乡土情调彰显了其胸中隐藏的怀旧情结。他们也都在其小说世界中构筑了一个淫荡肮脏的都市世界。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在迎接现代文明的时候必然深深体会到压抑的束缚。在京海作家笔下这种压抑以"现代"的名义更趋于强化。     

性爱叙事: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建构——论中国文学史上三次性爱文学创作浪潮

性爱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命体验存在于人类的生命过程中.每当历史转型、秩序变更之际,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常常成为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的催化剂并被转述在文学创作中.中国文学史上性爱文学创作曾呈现出三次浪潮阶段明清之际;"五四"时期;20世纪90年代.本文对三次性爱文学浪潮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性爱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进行了审视和阐述,试图从文学史的意义层面发掘其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20世纪中国小说性爱叙事与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爱叙事,其中所体现的国家意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性爱叙事表现国家意识的功能方面有一个从写实到象征意味逐步加重的过程;在具体的国家意识表现中,存在一个从强调国家神圣到消解国家神话的过程;而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也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变化。     

论莫言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场生产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叙事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在初进文学场时,莫言在处理爱情主题时谨小慎微。1985年,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短暂的自主性幻象使莫言敢于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其小说中的性爱叙事也因此获得了反叛性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生产也是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塑造的结果。之后,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符号生产受到批判和遏制,表明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海派市民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寓言

以徐、苏青、张爱玲、无名氏为代表的海派市民小说作家,为我们铺陈的是一幅幅充满欲望与理性冲突、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世俗生活图景。情爱是他们的文学世界、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情爱并没有成为最终的理想和信仰,反而作为构成伦理困境的关键因素,贯穿在他们的思考与寻找之中。其中包括爱与超越的可能;爱作为超越的困境;爱与信仰的难以达成。     

沈从文小说中的性爱思想谱系及其文化价值

沈从文小说的性爱书写主要源于地方风俗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沈从文把充满激情的性爱当作"爱与美的新的宗教",以两性之间自然的性爱和情欲来高扬不受现代文明约束的野性,其中饱含着对生命力的赞美,以期通过对野性文化的呼唤,唤起有血性的民族精神。通过性爱形式发掘民族古老文明的根源以重建民族文化,成为沈从文的文化重建的策略。     

论"海派小说"的唯美主义特色

"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艺术思潮十分认同,"海派小说"创作也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官能享乐和声色刺激的"偏至"的艺术表现,大胆而自然地描写着充满现代性的"肉"的美、特异的两性关系、病态甚至变态的性心理,讲述"美丽而不真实"的都市故事,运用新的创作体式和现代小说技巧构筑作品的形式美,形成了独特的"唯美主义"艺术特色.     

精神漫游者的都市超验叙事——透视海派小说的超验审美

以施蛰存、叶灵凤和徐訏为代表的海派作家,以神秘、怪诞的想象、梦幻和幻觉的超验审美方式对都市展开精神漫游.这种超验审美有着独特的审美内涵:时间意识上,它不同于进化论的直线时间观,而是历史和个体、过去与现在、他在与此在的混合体;空间观念上,挣脱了经验叙事的封闭型审美空间,无限膨胀的大宇宙观构成了它的审美领域;语码特征上,心理型、抒情型和哲理型语码是它的外在风貌;而在情感姿态上,都市批判和精神追寻则成了它对都市的体验性结论.     

想像的都市——本埠新闻与1930年代海派小说

海派小说中留下了大量的新闻的印记,探讨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本埠新闻与海派小说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前者不只是海派作家偶尔借用的题材,甚至还在作品中承担了结构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提供并培育了作家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都市的整体经验和想像.1930年代海派小说对上海恶的、情色化的想像,无不可以在本埠新闻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中找到依据.     

论读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对现代海派文学的导向作用

现代海派作家主要从事文学消费品的生产,他们的文学活动必然是市场化行为.由于上海市民是传统或外表时尚骨子里传统的中国人,所以,消费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对海派文学的规范作用显见.在读者的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海派文学创作有传统化、媚俗化倾向.这种心理还对海派文人办刊、文学出版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而这种导向又在引导作家创作,市民传统趣味的大众文学因而得以代代相传.     

师陀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初探

与京派和左翼作家相比,师陀的小说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与内涵,而学界常常忽略了师陀与其他作家相比较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师陀的小说创作呈现了鲜明的风格特色,获得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艺术价值。充分认识师陀的小说创作成就所具有的重要文学史意义,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师陀小说的研究。     

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有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许多朝鲜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上海,上海在朝鲜现代文学中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现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虚像与套话以及城市形象语境特点加以阐诉,通过对上海的优越性和阴暗面的描述,体现朝鲜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中的理性色彩

本文指出言情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感性故事背后浸透着理性色彩,且在内容上含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提倡个性解放,渗透反帝爱国情怀。     

论明清小说评点中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圆融统一

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既相互区别,又互相重合。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评点小说的过程中,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消己胸中之块垒,体现出强烈的诗性精神。但同时,他们又自觉地从小说创作规律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层面上揭示出小说的本质特征,体现出积极的文学精神,并且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圆融统一。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艺术特征及文学史意义

把印度尼西亚视为综合性语境因素,从印尼华人独特的生存经验出发,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内涵与意义便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这一文学景观展示了在政治重压下文学变动的轨迹与话语策略,也呈现了多元文化影响下印尼华文文学表述的含混性、流动性、独特性与复杂性,这些,都为汉语文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竞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由此显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及人格范型,这便是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之所在.     

试论文学生产方式的内涵及现代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生产方式理论,对于我们全面、深刻、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科学地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有关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从文学的物质生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两个方面来把握文学生产方式的内涵,并对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意义进行了论述。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