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河北省妇女生育率的转变

生育是人口生产过程的首要现象,生育率是影响人口状况的要素之一。研究人口生产过程。制定人口政策,解决人口问题,首先要对生育率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北妇女生育率转变过程的回顾,分析影响妇女生育率转变的原因,旨在能对影响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因素有较深刻认识,以便实施有效控制。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率的转变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不同点。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这种生育率转变的滞后特征,而且还形成了由于现代化发展失去机遇而追赶时间式的“压缩性”特征。滞后与压缩是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独有的特征。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特点

自建国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经历了急速、持续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直接反映出我国控制人口的成绩,我国已从一个高生育率水平转变为达到更替水平的国家。正是这一转变,调节了人口增长速度、改变着人口结构,使人口与经济更协调地发展。因此,分析我国生育率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是剖析中国人口形势的一个重要关键。它对于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加强人口学的科学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

<正> 近几十年来,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生育率下降,已被称为人类历史及人类社会上的一次生育革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即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已经或即将在一、二十年内完成。相当时期以来,由于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降低生育率上,加之生育率下降又如此急速,使得很少有人在注意伴随生育率下降而来的问题。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生育下降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情况引人注目,因为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生育率转变中的发展因素

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跨越更替水平并显示出平稳起伏的态势,这是在社会发展、政策引导、全民婚育观念转变下,获得的成绩。发展,是促进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因素,是其转变的契机,并影响着其转变的全过程,因而分析发展因素在我国生育率转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口政策、研究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并促进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有深远意义。     

试论自发性与诱导性人口转变

国外一些学者分析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变化中的作用时,划分了两种变化类型:一种是“发展性生育率转变”,另一种是“诱导性生育率转变”。美籍华人学者田心源教授在分析中国生育率转变时引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属于比较成功的“诱导性生育率转变”。笔者赞同这种区分,并认为有必要把这种区分引入中国人口转变特征与机制的分析之中。由于一组社     

中国人口转变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

运用聚类分析方法 ,从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和自然增长率三方面综合了我国 1990年各地区的人口状况 ,将各地区按人口转变完成程度的异同进行了归类 ,并与按生育率转变完成程度的地区划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两种地区类型划分有较大的一致性     

说文解词

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从高至低转变的历史过程。死亡率的下降往往先于生育率，因此在人口转变期间，人品往往会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

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和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低生育率和长寿水平都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育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刻画我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讨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所经历的迅速而重大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伟大的实践创造出伟大的模式。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为世界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口转变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     

“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征文启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将于2012年8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生育率显著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等特点,通过充足劳动力供     

21世纪稳定低生育率的战略和政策

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转变,是不彻底的、暂时的动态平衡。本文提出了判断人口转变完成的四个标准,指出稳定低生育率是一项战略任务,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前提。本文对中国目前人口控制状态做了基本判断,并提出了建立稳定低生育率战略的政策体系。     

有关低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１低生育率的概念与事实 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人类人口经历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革命性”转变，人口学家们称之为“人口转变”。如果从量上来刻划这种转变，一般是平均预期寿命从４０岁以下上升到６５岁以上，总和生育率从６以上降到３以下。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历了这种转变。然而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死亡率和生育率在达到低水平后，仍然在继续下降。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７５岁，总和生育率降到了１．５。因此，２１世纪的来临，往往被称作“长寿时代”的来临和“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 “…     

论家族文化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

国外生育率转变理论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经济的现代化是生育率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生育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有的学者把“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作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性条件。我认为,这些以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理论,很难诠释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尤其不能解释我国农村生育率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后遇到的硬性约束,即在男性偏好支配下的超生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族文化对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转变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