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古典戏曲史学的形成

20世纪初期 ,随着新史学观的崛起 ,古典戏曲研究获得了新的眼光、新的思路和新的写作方式。戏曲史学应运而生。戏曲起源研究、戏曲的兴衰变化及其原因得到深入的探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一个理论框架下 ,系统梳理宋元戏曲乃至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 ,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戏曲史学的形成 ,并由此把古典戏曲研究带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论近代戏曲文学的划时代成就

<正> 中国戏曲经历了古剧时代、杂剧时代、传奇时代、昆曲时代,发展到近代,则进入乱弹时代。乱弹是对昆曲以外的京剧及地方戏的统称,也称花部。乱弹时代与以前相比,应是中国戏曲最盛时期,剧种已过二百多种,京剧及地方戏的剧目已达几万种。这两个数字已几倍于近代以前戏曲的总和。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戏剧史,对近代戏曲的成就都估价不足。而论戏曲文学者,则多以南洪北孔为殿军,偶有延及,惟藏园、笠湖而已,乱弹以后再不言戏曲文学。这是十分不公正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约有三。其一,文学史向来以作家为纲,以作品为目。但近代戏曲已进入以演员为中心的真     

论晚清戏曲改良的历史地位

晚清是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它是中国传统戏剧向现代化戏剧蜕变的重要准备时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过分看重它和古典戏曲相联系的部分,把它纳入古典戏曲研究的范围,而对晚清戏曲最重要的某些方面却往往忽略。其实,晚清戏剧对传统戏剧的偏离超过它对传统的历史继承,其戏曲改良理论是中国近代戏剧变革的观念体现,我们应该从现代戏剧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它对古典戏曲所作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晚清戏剧的独特贡献。     

田汉早期剧作的古典戏曲因素

田汉早期剧作深染西方近代新浪漫主义感伤唯美格调,但中国古典戏曲及其理论对田汉的影响更为内在。田汉与传统戏曲及艺人有深厚渊源,其早期剧作深得剧作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用意象营造意境、以淡化情节连缀剧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性,形成田汉早期剧作浓重的"诗情化"创作特征。     

论清代中叶中国戏曲文化主体的转移

十八世纪,虽然带着统治阶层精神特征的大一统文化精神渐渐失去了凝聚力,但地域性的民间文化却很快兴盛起来。在戏曲领域,受到社会上层欣赏与扶持的昆腔因不断“雅化”而衰落了,而带着民间乡土俚俗气息的“乱弹”诸腔即地方戏,虽屡受禁抑却发展起来。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戏曲的文化主体发生了转移:由古典戏曲时代的戏剧文学主体转向近代地方戏时代的声腔表演艺术主体。以梆子腔的繁荣为主要标志,宣告了古典戏曲时代的结束,从而开始了中国戏曲史上的近代地方戏时代。     

王国维和日本的戏曲研究家

我国近代戏曲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国维与日本近代著名学者、中国戏曲研究家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的交往,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不大为人所知的佳话。它不仅为已有悠久历史的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光彩,而且对我们了解日本近、现代戏曲研究的发生、发展,对促进中日两国戏曲研究工作者的友好关系和学术交流,也不无裨益。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元代戏曲理论述评

元代戏曲理论述评段庸生以戏曲创作高度繁荣为特征的元代文学，把中国叙事性文艺推进到了“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的“真戏曲”时代。①从此打破了中国文坛长期以抒情性诗歌散文为中心的格局，从大都、杭州等商业城市涌现出一大批戏曲作家和戏曲艺人，戏曲艺术不...     

试析古典戏曲结构的叙述性

在连场表演方式和说唱文学的影响下,古典戏曲形成了以“点”、“线”连缀为基本特征的结构形式。这样一种在时间顺序里线性展开的结构方式,具有一种天然的叙述优势,它是明清传奇体制确立的形式前提。同时,古典戏曲结构叙述性写实与写意并重的民族特性是我们正确把握古典戏曲结构叙述性的理论前提。     

悲喜沓见 离合环生——古典戏曲美学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悲剧与喜剧是西方戏剧美学形态的主要类型,用这两个类型可以把西方戏剧主要的作家作品大致区分清楚。与西方戏剧悲与喜壁垒森严的状况相反,我国古典戏曲将悲与喜、离与合等相异成分调和在同一作品之中,悲喜沓见,离合环生,造成一种悲喜中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形态。西方戏剧之优长正是古典戏曲之缺失,而古典戏曲之优长也正是西方戏剧之缺失。中西戏剧美的交融互渗方为人类戏剧美之“全”。     

悲喜沓见 离合环生——古典戏曲美学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悲剧与喜剧是西方戏剧美学形态的主要类型,用这两个类型可以把西方戏剧主要的作家作品大致区分清楚。与西方戏剧悲与喜壁垒森严的状况相反,我国古典戏曲将悲与喜、离与合等相异成分调和在同一作品之中,悲喜沓见,离合环生,造成一种悲喜中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形态。西方戏剧之优长正是古典戏曲之缺失,而古典戏曲之优长也正是西方戏剧之缺失。中西戏剧美的交融互渗方为人类戏剧美之“全”。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中的政教之论

我国古典戏曲政教之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宋元为萌生期,明代为拓展期,清代为深化和完善期。古典戏曲政教之论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历时承传、现实导引与梯度拓展等多方面的特征。     

论当代古典戏曲理论研究体系的建立及其内涵

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研究专著的回顾,认为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把握古典戏曲理论的民族性和全面性等方面还比较薄弱。由此本文提出建立当代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研究的新体系,它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理论传统,又要具有先进性,能够系统、全面地容纳古典曲论的内容。因此,古典戏曲理论研究至少应该包括戏曲本体、创作、表演等三个层面的理论内涵。     

论古典戏曲题材的继承性

我国古典戏曲就总体而言偏重历史题材(历史题材在这里是一个与现实题材相对的广义的概念)。为数众多的戏曲题材是在继承与变异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从纵的方面看,古代史传文学、诗歌、小说等文学样式的题材,在元杂剧、明清传奇以及清代地方戏中,都可以找刘它们的发展线索。从横的方面看,相同的历史题材表现在同时代并存的戏曲样式或众多的剧种中。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以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大体相同的题材,从而反映出不同的意义,这利,题材的继承性对我国古典戏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本文仅就这个特征的形成及其原因略陈管见。     

戏曲大众化与观众美育

戏曲大众化是中国古典戏曲一以贯之的实践方式。戏曲的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世俗化是戏曲大众化的内涵。戏曲大众化造就了更多、更理想的观众,同时全面提高了观众的素质。戏曲大众化在当下的延续在于培养古老戏曲的青少年观众群。     

新疆地区免费师范生中国古典戏曲课堂教学创新摭谈——以关汉卿戏曲教学为例

元代是中国古典戏曲的高峰,叙事性文学是主体,本文以关汉卿戏曲教学为例,尝试进行本科生古典戏曲课堂教学的改革,希望通过学生参演,能够使其在道具制作中了解社会背景和民俗;在人物语言和对话中把握元杂剧剧本体制的基本特征,以《窦娥冤》一剧的实践性总结学习达到以点带面地学习关汉卿其他杂剧创作。     

戏曲程式的文化蕴涵与历史命运——兼论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

程式化是东方古典戏剧的共同特征。戏曲程式是一套特殊的符号体系 ,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广泛而持久的因袭性和不容逾越的规范性上。作为古人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掌握手段 ,程式保留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家的经验和智慧 ,促使传统戏曲走向辉煌 ,但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暂时性质”。它以屈己从人、率由旧章、循礼守制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 ,折射出东方民族重视文化传统、顺应束缚的文化精神。随着这一时代的逝去 ,程式迅速表现出严重的不适———难以适应反映现代生活的时代要求和青年观众的欣赏趣味。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以飞速发展、追新逐异、张扬个性的时代为依托 ,不大可能再重复以故常为法度的程式化道路     

戏曲特征再认识--质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中国戏曲》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把地方戏特征看作全部戏曲的特征,混淆了戏曲发展的文学阶段与非文学阶段的区别。元杂剧、明清传奇和欧洲传统戏剧都是文学的戏剧,地方戏是表演的戏剧。应以“舞台艺术语言”的概念取代地方戏研究中“程式”的概念。欧洲传统戏剧主要是情节的艺术,包括地方戏在内的古典戏曲则主要是语言的艺术。     

刘师培戏曲观研究

从戏曲的起源——古之乐舞与祀神,戏曲的发展与成熟——戏与曲剧的关系,刘师培戏曲观对王国维乃至后来戏曲史学者的影响,刘师培戏曲观的形成与戏曲改良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刘师培的戏曲观,认为刘师培的戏曲观具有开拓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应充分认识其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李渔戏曲美学片论

李渔的戏曲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他提出的“三美”说，对戏曲本质及功能的看法相当全面，兼顾到戏曲的真善美三个方面，突出了戏曲的审美特点，可视为李渔对戏曲的总观点。他将结构列为剧本的基础，提出“结构第一”的观点，这是他戏曲美学的主体。同时，他对戏曲语言有独到见解，十分强调戏曲剧本的表演性，要求创作戏本时充满“机趣”，多为导演与观众“设身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