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魏源诗学思想与湖湘地域文化——以《诗古微》、《诗比兴笺》为论述中心

魏源是晚清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有力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来自湖湘的有识之士。《诗古微》和《诗比兴笺》是魏源的两部重要学术著作,前者是一部经学研究著作,后者是一部特色鲜明、具有诗论性质的诗选,却集中体现了魏源的诗学思想。这两部著作表明,魏源的诗学思想除受当时今文经学思潮影响之外,还深受湖湘地域文化传统的熏染,后者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先秦屈骚的崇拜与追慕,对清初王夫之《诗广传》的大量引用,以及对近代湖湘经世学风的自觉传承。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黄道周《诗表》的诗学观及其意义

《诗表》是黄道周撰作的有关《诗经》年代学方面的著作。它虽然继承《诗谱》以史解诗之传统,但不同于《诗谱》依据天文地理学知识的编排方式,它的十二部、三十六表的划分是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之上的。《诗表》历史伦理主义建构显然超越了《诗谱》,它对于明代另一部《诗经》年代学著作《诗经世本古义》起着一定的影响。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从对季本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的文本解读出发,通过对他的生平及著作的研究,分析探明其诗经学思想,揭示了明代诸多解读诗经著作的基本思路。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李攀龙《古今诗删》删诗标准与其理论主张的偏离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历来都因其反映了复古派“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而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还经常会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作为复古派以口号相号召的推尊汉魏盛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与《古今诗删》的具体选诗情况不完全相符。从他对汉魏六朝诗的选取来看,李攀龙并未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做预先的价值判断,而是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评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关于中国原创诗学的一个观点

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认为,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受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摹仿—情感的"(mimetic-affective)诗学;日本和中国的诗学是以抒情诗为基础的,是一种"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世界上没有一种诗学是建立于叙事文学之上的。中国原创诗学是《诗大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为何中国原创诗学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并认为《诗大序》之前的古代诗论,特别是孔子和司马迁的诗论,也是中国原创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