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图像还是文本：中国美术史学的基本问题

图像与文献直接涉指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图像与文献在美术史的结构中,是相互印证的关系。对美术史学的研究,要求对图像本体进行研究和诠释,而不是停留在对相关文献文本的阐释,这是中国美术史学体系结构的基本问题。文献还有一种情况,即不仅仅是文本的文献,还有图像的文献。在美术史学中,图像本身应该被看作是文献。     

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与结构研究

艺术作品、艺术家、文献、史境与文化逻辑,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的五大要素。首先,艺术作品无疑是构成艺术史学的核心要素,没有艺术作品就没有艺术史学的主体;其次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作品的创作者,没有创作者,也就没有产生艺术活动历史的主体;再次是文献,文献是印证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历史活动关系的重要依据,缺乏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史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可信的;前三种要素需置入史境中才能准确呈现其面貌,并得到正确的诠释。这四大要素贯穿于中国文化逻辑结构与历史路径并不断地演变,生成了艺术历史变迁路径的体例与结构轴线,显示出中国艺术史学的文化整体感,形成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富于哲学气质的思想家,谭嗣同力图糅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学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构成了谭嗣同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论常任侠的东方艺术史观

常任侠在毕生的艺术史研究中提出了"劳动创造艺术"和"巫舞同源说"两个著名命题。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乐舞史和中外艺术交流史三个维度展开,将艺术交流与文物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方法和艺术比较研究来建构东方艺术史的图景。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开拓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奠定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国当代的东方艺术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作为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东方艺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方艺术史奠定了文献基础。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南画”研究的贡献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不仅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贡献颇著,对中国绘画史领域也有较深涉猎,尤其是在"南画"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之所以关注"南画",一方面是针对近代日本绘画发展政策过分提倡"日本画"而导致文人趣味的"南画"日渐衰落;另一方面也为日本新的收藏趋向提供画学理论支持。而京都学派的研究路数和他自身的史学素养,不仅使内藤湖南精辟地解读了中国古代画学文献,纠正了日本人对中国文人画体系的偏狭理解,更是从史学结构上把握了影响中国绘画变革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在当时中日文化界递次批判文人绘画的浪潮中,内藤湖南通过对"南画"历史的研究,积极宣扬这种东方绘画样式和审美趣味,并阐明了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应有价值。而在学术研究之外,既要看到内藤湖南对西方国家占有东方艺术遗产的警觉与保护意识,亦不能忽视其在阐述"东洋文化中心变化论"观点时,体现了日本人的优势心理。     

艺术学学科性质与中国艺术史学

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本质上是综合的、宏观的、整体的研究与描述的中国艺术史,即是“复数”的艺术史形态,不是分门别类的门类史的形态,也不是“拼盘”的艺术史形态。将各种艺术门类同时纳入“史境”中,整体地研究中国艺术各种现象的形成与流变,整合艺术门类的材料与作品,对“史境”中的共同艺术规律和艺术现象进行综合的描述,避免像过去的艺术史成为门类艺术史的“拼盘”方式。这是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基础上,建立、架构与整体地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起点和基本方法。     

中国美术考古史上的古琴艺术

本文用图像证史的方法,通过美术考古所发现的图像资料,如壁画、石刻、雕塑、以及绘画作品等,来论述和考证中国古琴艺术在形制、制作、演奏方式等方面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与图像证史论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美术考古史上所发现的涉琴视觉艺术作品,不仅要考释其作为琴史之证据的关键之所在,同时也没有忽略对它的审美观照。     

汉语修辞史研究综论

从修辞史与修辞学史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研究的比较以及从修辞史自身的"史学"价值角度看,研究修辞史很有必要也非常迫切.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可以接触、辨认的汉语修辞文本--包括所有汉语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语料,也包括现代互联网上的各种汉语语料资源.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在历史中探询、揭示、描述各种修辞现象的生灭规律,寻找它们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演变轨迹,建构完整的修辞史理论体系.在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借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阐释论等现代理论方法.要努力挖掘汉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的修辞遗产,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解释权"来研究汉语修辞史.     

饶宗颐的清代词选本及词话的研究

面对清代词坛各派林立、词选本词论集精彩纷呈的局面,饶宗颐独具慧眼,将常州词派张氏兄弟的《词选》定为清词学论著的开篇首选,饶先生并从《词选》词史地位、论词观点及方法、编撰时地、继承者与反对者、所出现的错误等方面对张惠言的《词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评述。在词话方面,饶宗颐则选择了清末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境界出处、尼采"血书"、"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方面对王国维的"境界"说进行评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境"一说。饶宗颐选择的这两个评议对象看似没有必然关联,实则代表着中国传统诗学观和西方近代美学观这两种不同的论词维度,这对把握饶氏的治词方法与词论主张意义非凡。     

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以“昭君出塞”为例

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范晔的文学审美论及其贡献

南朝刘宋时范晔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美学家。于《后汉书》,首辟《文苑传》,成正史文人传记之先导。善在文史合议中发论,于前人史著,不惟评其史学价值,而且论其文学水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是其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中古文学美学史的经典文献。首言文意为主,首分文笔界限,首以文学审美之法撰写史之传论赞词。发论与撰述珠联璧合,史思与文情桴鼓相应。范晔于中国史学-美学实有大贡献。     

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研究

傅抱石是我国著名的中国画家,同时也是我国2 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美术史论家,是我国现代美术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傅抱石的美术史论著述,因社会背景变化、学识和眼界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面貌。《中国绘画变迁史纲》是傅抱石早期的一部绘画史,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傅抱石的美术史论研究及其艺术思想变化历程的理解,同时对研究我国美术史学的发展过程有一定的价值。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写本时代图像与文本关系再思录

从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宗教学、物质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角度,来综合考察中国视觉文化与写本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史视野中的图像与文本,是极富前景的学术新疆域。本文提出"象数"是中国古代理解世界及其存在意义的基本范式,并从这一理念出发,阐述了中古时代的"图书"观念、传统视觉表达系统中的图像分类、东亚古写本所见图像与文本的关系,以及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图像等问题,主张不仅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把图像作为证据使用,还应该从人类思想的基本表达方式来理解图像在历史情境中的含义。     

"史论"还是"学"?——关于中国书画史研究范畴的一种学科界定

中国书画理论中的"书论"、"书史"、"画论"、"画史"、"印论"、"印史"的概念,曾经统辖了近百年来的艺术理论史,它是与"文论"、"乐论"等概念并驾平行的.但在文学界,当笼统意义上的"文论"已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文学批评、文学美学等等之后,书画界却并未出现相类似的"转型".若从"文学史"概念切入,推向书法史、中国画史、篆刻史的史学形态,并对作为当代艺术理论分类形态的"史、论、批评"三分法的既有事实进行分析与辩难,可以发现,"史、论、批评"其实是古典的"论"与近代的"史"嫁接而成的一个妥协的结果,它是一个非逻辑的变通的权宜结果.这三者之中所存在的大量互相包含而又缺乏清晰轮廓的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们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进行含糊不清的混淆处理之时,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合乎逻辑的学术框架以引导今后的学术研究,若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从学科建设与学科研究(它的实质是分类与方法论的科学归纳)这个根基出发.     

关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读后

世界历史从world history到global history的转变,意味着"新世纪需要新史学"。纵观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世界历史逐渐演变为全球史,20世纪末中国探讨全球史,史学家本着重新认识历史的使命,开始试图站在平衡立场的角度来解释东西方史学,并取得重大成果——全球史观否定国家本位;冲出传统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束缚;重新评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打破西方中心论。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审视历史研究中遇到的所谓"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学说,更深入地探究东西方文明、文化。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