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伦理学视野中的代际公正问题探析

公正性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而代际公正问题则是这一问题域中的一个难点所在,并且它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罗尔斯从正义伦理学的视角提出的正义储蓄原则无疑在这一问题上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而理解罗尔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则需要从理论背景、逻辑前提、价值取向和具体方案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考量。     

施莱尔马赫伦理学初探

作为18世纪德国杰出的伦理学家,施莱尔马赫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均做了深入思考。他在批判康德伦理学的纯形式主义的同时,以柏拉图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了其至善的伦理学。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人性不仅仅是理性的容器,而且是由道德主体所构成的有机体,是不可复制的符号及其创造性的载体。道德主体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持普遍的、自身同一的理念,不如说是以独特的、具体的形式去实现人性的理性本质。因而,在伦理中重要的不只是理性,还有个性。一个真正的伦理团体并不会只由彼此间没有质的差异而只是作为人性的不同实例的人所构成。     

论制度公正中的执政党责任

社会公正是人类的普遍诉求,维护社会公正与促进社会发展,是执政党的基本职能和首要责任。制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制度公正主要包含制度的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即制度的内容公正与制度运行的公正。当前我国存在着制度本身与制度运行的不公正问题,解决制度公正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执政党肩负的重要责任。     

论伦理学范畴的责任

伦理学范畴内的"责任"不同于其他学科内的"责任",更具有"美德"的含义。责任感是人类才有的高级意识,在复杂的道德选择过程中,没有道德权威,道德责任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随着人类的行为及其后果的扩大,有理性的人类"类"群体越来越取代个体人成为责任的主体,伦理语境中"责任"的研究对象应不仅包含对人的责任还包括对自然界的伦理义务。责任伦理问题的兴起体现了伦理学工作者对责任问题的关注。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伦理学问题

经济发展、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目标”。其中,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目标的实现,决然离不开伦理学理论和现代伦理观的支持,而社会公正本身就是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现代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重视可持续发伦理学,特别是要重视社会公正理论和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学术界的迫切任务;要用马克思主义公 论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原则及其在经济伦理学、企业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中的具体运用,阐明分配公正、企业公     

后现代伦理学的“责任”

后现代伦理学指出了现代社会三大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恰恰是现代伦理学中公认的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而这三者本身就是现代伦理学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卡尔·米切姆把责任引入了伦理学范畴,并对其做了深入分析,认为责任是伦理学的“新维度”,道德的正确性取决于对长远未来的责任性.     

伦理学的元问题

规范伦理学已取代元伦理学而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但元伦理学所讨论的伦理学的一些元问题,诸如伦理学的内容、功能、论证方法等等,仍然应予重视并给出深入的论证,这样才有益于规范伦理学的发展。伦理学内容的讨论不可能是无立场的,对伦理学功能的分析必须以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统一的本然状态为根据,对伦理学论证方法的研究更不应局限于形式逻辑的规则     

关于社会公正,经济和生态的伦理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思考

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3大目标",但对此,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于是应当加强关于社会公正、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伦理动力.     

正当优先于善——关于正当性与善的伦理学分析

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正当的行为和善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价值存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追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之间存在着歧义性,人的两种行为并非总是契合的统一。我们所讨论的正当优先于善即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分配正义原则变成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理念和现实利益选择的规范。当然,正当的优先性并非把正当与善相对立,不是把正当视为独立、外在于善的存在,只是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中,强调正当的先在性,因为正当与善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善观念必须服从正当性的规定。只有符合德性的正当行为才是善的行为,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需要真正统一起来。     

关于正义问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之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留下论述正义问题的专门著作,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正义观,也不意味着正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属于边缘性问题,更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正义观的批判中得出马克思主义是拒斥正义问题的结论。正义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着是否正义的问题,正义并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分配领域。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与阐释通常是多元并存与相互竞争的,不存着一个普遍同意与普遍有效的正义观念,任何正义观念都不是“永恒的真理”。但多元并存与竞争的正义观中也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那种符合历史现实性与必然性的正义观才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论正义原则

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正义原则合乎自然道德法规和社会实证法规两种规范 ,它是一种秩序原则、行为原则、分配原则和评价原则 ,它还涉及到代际正义和国际正义问题。它要求我们每位社会成员合乎正义地待人和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作贡献 ,要求政府为我们提供一个正义原则践行的环境。正义原则的践行是一个机会平等原则、规则公平原则、分配公正原则等具体规则实行的过程 ,其践行的现状同其理想态还有相当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每位社会成员和政府要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实际的努力逐步实现正义原则 ,使每位成员都能相近程度地享受到社会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     

也谈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读《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别从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两个方面来阐述正义本身。而对于为什么当且仅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才能说清楚正义问题,柏拉图并没有给出恰当的解释。同时,柏拉图也从城邦的正义想当然地过渡到了灵魂的正义,并进行了类比,认为两者结构相似、各个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在逻辑论证的有效性上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类比本身也有不少的问题,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就哲学的严谨性上可以说问题很大。另外这种类比过后也会出现一些"剩余",而这些在某些偏僻的角落里为柏拉图意识到了,但是却给忽略掉了。     

司法改革视野下中国民事案件管理制度的构建

案件管理的改革之所以成为全球性趋势与许多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都在面临某种危机密切相关.在中国,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频繁与民众权利意识的勃兴,法院受案数量大幅增长,迫于受案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场审判方式的改革在中国法院系统内展开并逐步演变为全方位的司法改革.在这之中,以司法公正及司法效率为直接目的的案件管理理念也影响到中国并逐步成为现实的制度设计.中国多数法院已基本建立了有关案件审理具体排期的管理制度,但由于欠缺系统性与整体性的考量,这些制度大多存在内部不连贯和不协调.因此,中国司法机构在设计案件管理制度时应当具备整体性眼界,既要确立起指导作用的诉讼理论以及基本原则,也要制定并不断完善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全球正义问题

全球正义首先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秩序化。虽然正义标准能够通过道德推理获得,但它们只在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有效。无论从世界主义的正义观还是从政治的正义观出发,全球正义都要求全球主权。走向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路径是产生一种为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接受的非正义的全球权力结构。从无序状态迈向正义的途径必须是非正义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霍布士主义。     

论国际私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法学历史中永恒的理想,正义价值是国际私法的首要价值,正义价值对于国际私法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试论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仁礼正义论基础之上的,它主要以礼义差等作为正义的分配原则。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刑事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惩治犯罪的力量,但从国家应对犯罪的手段以及期待达到的目的看,都还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我国倡导恢复性司法,从犯罪发生和产生危害的自身规律着手,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形成超越性的刑事司法体制,有利于彰显我们和谐社会的本质。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本文对法的形式正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实质正义作了分析,认为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其一,与社会正义相对应的制度正义;其二,与具体正义相对应的抽象正义;其三,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程序正义。并认为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都与法治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法的形式正义的标准和局限性,分析了法治对形式正义的局限性之包容态度。最后认为,推行法治首先就是倡导形式正义;为了推行法治,实质正义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以舍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