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经过了长期探索的过程。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初步规定了党内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1928年，中共“六大”建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1945年，中共“七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在全国建立起来了。     

关于新时期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思考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体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形成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能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党内监督体制,但体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内纪律监督制度、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党委内部决策和执行机制、“一把手”监督制约机制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党规党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保证,对全党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党内专门机构.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够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及其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检查,是维护党规党法尊严的客观需要和组织保证,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监督机构经历了一个产生、变化、一度撤销、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实践表明: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考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加强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做好党内监督工作.     

"党内合作"形式再思考

20世纪 2 0年代初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促进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上 ,表现出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和立场。这种形式 ,自始至终存在着领导权之争 ,它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掌握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由于处于幼年也限制了中共掌握领导权 ,同时中共对此也没有做好合作和分手的两手准备。     

党内询问与质询制度试点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到当前,党内询问与质询制度的试点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共十六大到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公布;第二阶段从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公布到2007年4月《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试行）》的颁布;第三阶段从2007年4月...     

试析中共五大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原因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旨在挽救中国革命。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使得五大的决议根本不具备执行的可能性,加上鲍罗廷消极对待土地革命,而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尚有欠缺,使中共五大的决议根本无法执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一劳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转变剖析

对国民党合作态度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不合作到党外合作再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历程。在"一劳大"前,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社会形态和革命性质的特殊性,转变了不与其他政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劳大"上,中共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意向。"一劳大"后,随着领导工运斗争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尤其是遭受二七罢工的惨败教训,中共逐步领悟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最终实现了党内合作国民党的转变。     

革命先驱王鸿钧

王鸿钧是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从1925年高君宇介绍他加人中国共产党,到1928年赴莫斯科,他曾先后担任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中共山西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中共“五大”、“六大”代表。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给予了密切关注：维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权威;帮助中共开展马列宁主义学习教育;指示中共拓展党组织和健全组织制度;建议中共加强干部管理工作;规劝中共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这种关注,对于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其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阴魂不散”——论《桑青与桃红》中女性意识的空间措置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核心驱动和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明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价值意义是逻辑前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核心要求;发挥“关键少数”表率作用是关键环节;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制度体系是根本保障。不断激活中国共产党同党内存在的不良文化作斗争的实践力量,这既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我们研究百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最主要结论。     

关于列宁改革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有关思想——学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有感

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重点阐述了有关改革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思想: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列宁的这些思想对改革和完善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具有借鉴作用。     

银行监管的博弈分析

采取何种监管思想来指导监管实践 ,解决商业银行要求金融自由化、放宽金融监管与防范、化解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 ,是刚刚成立的银监会的首要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现阶段尽管监管成本很高 ,但严加监管仍是银监会的最优选择。     

列宁执政党党内监督思想及其对我党的启示

十月革命后,列宁极为重视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其主要理论及措施是：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规定其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地位,保障其独立地位,加强党的监察机构与监督制度建设。我们党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列宁的执政党党内监督理论与制度设计,加强对党内民主制度尤其是集体决策制度贯彻实施的监督,将对重要岗位和＂第一把手＂的监督设置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在地方实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平行的政治体制,以强化公民对公权运行的监督,促进党内监督。     

检务督察与监委会监察权力关系勘定及协调

检务督察权与监委会监察权的配置需要遵循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基本逻辑,检务督察部门及监委会在组织机构定位、督察（监察）对象、督察（监察）职能方面应该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补充。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检务督察权与监委会监察权之间的关系不明晰,检务督察部门与监委会在组织机构定位、督察（监察）对象、督察（监察）职能方面出现不协调之处,不利于高效地监督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为了最大化地发挥检务督察与监委会监察的功能,应该厘清检务督察部门与监委会的组织机构关系,明晰二者督察（监察）对象范围,确定二者督察（监察）职能,以此形成监督合力,加强对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的监督。     

论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善

作为现代国际统一银行监管标志的《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回顾巴塞尔协议中关于国际银行监管思想的演变,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和我国现行外资银行立法,提出只有依据(新)《巴塞尔协议》的精神,加强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对中国的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管,发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对建立健全高校干部监督机制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新时期加强干部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高校干部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建立健全高校干部监督管理机制，抓好干部监督工作，促进高校干部队伍的建设，为高校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提供保障。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9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始终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自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首位,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反腐倡廉建设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目前,党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反腐倡廉建设成就,但党内外的腐败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要继续强化宣传教育、创新行政体制、扩大社会监督,加大打击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和勇气。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借鉴国际反腐倡廉的经验,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实效奠定坚实根基。     

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法则的反思与建议

资本充足监管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重要制度.虽然这一法则在我国日益受到关注,银监会也对相关的法律规则进行了整合;然而,规则与中国金融业的本土资源性存有断层,同时与当今的资本充足监管规则之创新也存在脱节.因此,客观而公正地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法则进行反思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     

行政证据规定及其对证券期货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行政机关必须接受被司法审查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了明确的要求。作为具有行政职权的事业单位,中国证监会必须在日常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中贯穿行政证据规定的要求,建立案卷的意识,建立留痕的意识,让整个行政过程都用文字以及其他可以再现的合法方式固定下来,保证可以经得起时间和法律的检验,以便适应新时期证券监管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