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生态中新社会阶层“意见领袖”的行为研究

新社会阶层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生态中开展设置议题与传递信息、参与议题与表达意见、倡议行动与实际参与等活动,对于缓和信息供求矛盾,实现有效信息治理、推动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各种事务、凸显民权的重要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新社会阶层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存在非理性、行为缺乏全局性和组织性考量、行动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需要从明确自身在网络生态社会参与中的定位、理性参与网络生态中社会事务、提高个人综合能力等方面提升新社会阶层网络"意见领袖"行为的有效性。     

价格折扣促销对手机App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WIFI等移动互联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购物行为由传统的电脑过渡到了智能手机。因此,对消费者手机客户端(App)购买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以"手机专享价"作为价格折扣促销方式,通过对"天猫"购物平台图书实际销售数据的分析,探讨其对消费者手机App使用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手机专享价的折扣率与手机App产品销售数量呈正相关;消费具有"一元钱效应",即手机专享价折扣额达到一元钱,采用手机App购买产品的数量将会显著增加,"一元钱"是手机专享价促销折扣额阈值;同时研究还证实了手机专享价折扣率和手机专享价折扣额与产品日均销量增长率的正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263个村庄3844户农民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民环保行为的现状,并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应用于人口结构和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当前超八成农民能够采取环保行为,但农民采取环保行为的比重自东向西递减,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社会资本与农民环保行为有正向关系,即接触互联网与外出频次越多、对村庄认同度越高的农民采取环保行为的概率越大。从人口特征看,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越可能选择环保行为;非农劳动者相比于农业劳动者所采取环保行为的概率更高。由此建议:推动农村社会实现生态宜居离不开农民的主体作用,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信息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教育加强农民的环保意识。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手机道德

手机作为一种现代高科技产品在当代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部分社会成员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地使用手机,成为影响人们社会关系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手机使用的道德失范,既损害了他人的正当利益,又干扰和影响了社会公共秩序、交通秩序、教学秩序等。从道德层面规范和调节手机使用就成为当务之急。手机道德从本质上说属于社会公德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公共生活中需要道德进行规范和调节的新领域。根据手机的使用以及对他人与自身的影响,把＂无害原则＂确立为手机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基本原则,手机道德的基本规范可以从手机使用的场合、手机使用的时间、手机功能的运用、信息浏览与传播的内容以及废旧手机的处理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规定。     

理性视角下农民与商贩博弈的实践逻辑 ——以W县农贸市场为例

农民与商贩间的博弈是一场围绕其经济性和社会性资本存量所展开的生活游戏.博弈共分为三个阶段:"找买主"阶段,农民运用"拉关系"策略寻求买家,但仍心存伦理顾虑;"议价"阶段,农民使用"晓之以情"和"捆绑销售"策略争取利益,商贩则通过"共谋"等方式谋求利益最大化;"结果"阶段,农民形成"价格联盟"以抵抗共谋,但因忽略群体异质性而易于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综合理性视角和社会底蕴来审视当事人的行为,可发现其既是"理性"的,即所使用的手段与目的存在因果关联,同时又因掺杂着"人情"和"关系"等因素而显示出别样的社会意义.正如"价格顺从"和"适当提价"对农民与商贩而言,并不等于放弃利益,相反是利益最大化和关系再生产的辩证法,也是当事人在日常实践中所积累的生活智慧.此外,"社会底蕴"这一变量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农民理性问题的理解.     

生态视域与高晓声的乡土意识 ——从《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到《陈奂生出国》

高晓声以写作农村和农民题材享誉当代文坛。他创作的"陈奂生"系列描绘了时代转型的大潮下真实的农民形象。他于1988年第二次访美,发表数篇演讲,多以农民为主题。其中,《中国农村里的事情——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重点讲述了他的农民经验以及他对中国农村转型的思考,这有助于读者理解高晓声晚年作品中乡土意识的转变。乡土意识是高晓声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包括农村、农民和土地三个方面。农民意识是中心,它的一端指向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农村,另一端通往造物的恩赐——土地。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农民意识可被视作乡村特有的精神生态,农村意识和土地意识则分别对应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     

基于修正UTAUT模型的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基于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替代软件等2个变量进行修正,构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检验、多群组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感知风险和替代软件显著负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社会影响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不显著。(2)便利条件和使用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便利条件、替代软件、感知风险、感知易用性。(3)教育在感知易用性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增强操作的便利性以优化业务办理效率,增强信息的安全性以降低软件使用风险,增强软件的特色性以降低软件可替代性,增强软件的易用性以优化便捷使用体验,从而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探寻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之路——读《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21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一个急需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际等各种力量都在探讨寻求破解"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促进和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市场和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行为和利益边界的调整,这其中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协调状态的出现。在当前我国农民、市     

消失的地域与碎片化族群的兴起——移动互联网中广州与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数字鸿沟”调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千元智能机"的出现,在网络的接入方面,农村与城市、信息富者与穷者之间的接触鸿沟显著缩小,而在移动互联网使用方面,城乡更多的表现出相近的趋势,即多元化诉求,在手机上网多方面的使用也差异甚微,城乡之间移动互联网的数字鸿沟呈缩小趋势。在对各阶层移动互联网使用的分析中,本文发现,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对手机功能的使用越多元;年龄、学历和收入越高,用户在手机网络上对信息的需求也越高。作为"枕边媒体"的手机不仅消弭了信息传播的地域性差异,还可能通过文化消费的方式,引起社会结构的化学反应,即产生出凸显不同身份与文化定位的碎片化的族群。     

河南省农民素质现状分析及对策

农民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改革发展的成败。通过研究认为,当前河南省农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科技素质偏低;农村医疗保健体系落后,农民身体素质不容乐观;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农民的法律意识、生态意识淡薄。河南省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探索农村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加强法制教育和基层民主管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落实生态文明要求,提高农民的卫生保健水平和环保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九大创造及其关系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先后推出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专业户、小城镇、农民工、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村民自治、农业产业化等九大创造,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创造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具有同向性、非对抗性特点,反映了农民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总启动器。     

莆田农村庭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及效益分析

农村庭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是依据循环经济原理发展“优质、低耗、高效、高产、生态、安全”的农村庭院农业,使农民家庭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莆田人多地少,农民仅靠责任田并用传统耕作方式想步入小康生活受到一定的制约,必须发展农村庭院生态循环农业,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为莆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良好的基础。莆田发展农村庭院生态循环农业应遵循因地制宜、整体优化、良性循环、生态经济的原则,并在原有基础上采取加强领导,科学管理;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广泛宣传教育,提高认识水平;加强队伍管理,建立技术服务网络等措施完善发展模式,以期取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养儿防老”及其检验:基于安徽的经验研究简

为检验农民对于“养儿防老”理念的认知行为,笔者对霍山、蒙城、和县和广德4县457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建立了Logistic检验模型.研究表明：子女是否外出打工、主要收入来自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地区虚变量霍山对于农民“养儿防老”认知行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文化程度以及地区虚变量和县对于认知行为有着负向影响.最后,指出“养儿防老”依然十分重要,并有助于农村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看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近年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农民政治冷漠的客观真象。对此,既有的"复合因果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有值得补遗之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与运行绩效的不对称、农民个体承担的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过高才是导致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欠发达地区农村高利贷供求及相关因素的经验研究

高利贷问题是农村金融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从研究农户意愿的角度入手，希望从总体上把握农户对高利贷的真实态度和意愿，从而了解高利贷在农村的需求状况。根据调查和计量检验发现，调查地区大多数农户对高利贷持肯定态度，认为高利贷有存在的必要，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会选择借高利贷。调查同时发现，有没有借过高利贷对农户是否会选择借高利贷有重要的影响。     

信息化背景下发展型农村地区手机使用人群分化研究——基于晋南村庄的实证调查

随着农村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和手机迅速的普及,手机使用逐渐进入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打破传统人群基于人缘、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群共同成员感和归属感,进而导致农村地区人群也在走向分化。以晋南村庄的手机使用情况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托,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从体制依存和自我依存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把握,结果表明,在信息化背景下的手机使用过程使得村庄人群存在明显的分化。结合以上分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进而探讨这种现象对社会带来的价值与意义。     

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由于长期过分关注经济发展,而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农村私性文化滋生。本文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分析了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关联;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述了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农民主体性实现的因素,着重强调农民的自我意识与农民身份认同转型的重要作用;然后在政府与农民两个层面继续探索促进农民主体性实现的有效路径。     

城乡融合中的农民市民化：困境与出路

用系统论的方法剖析了我国农民市民化困局的成因和出路,可以为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转型,因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及农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而陷入困境,其出路则在于改革户籍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和衔接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城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强化对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社会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论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现代化,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分化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农民的乡城流动是实现农民自身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农民的观念和体制创新以及物质成就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更为直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