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的可诉性探析

行政合同在我国被广泛运用于各种行政管理领域已成不争事实,但相关的行政合同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对行政合同概念的界定以及行政合同的法律救济制度上,特别是行政合同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拟从对行政合同概念的界定入手,结合国内外相关的行政合同的理论与实践,对行政合同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之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的手段。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正是一个国家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此“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似乎已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而这种立法体例的缺陷也日渐明显: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入手,结合现存的几种监督机制的弊端,论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必然性及对其进行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定位决定了受案范围的狭隘性,本文认为对行政诉讼目的应定位于“监督说”,并在该目的指引下赋予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法的正当性是法的内在权威的主要源泉,是评价法的外在效力的标准,因此,不正当的抽象行政行为应赋予其可诉性。同时,赋予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是保障司法独立的需要。     

解析行政机关的风险警示活动

风险警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新的行政活动,具有紧迫性、非强制性等特征,有引导和预防功能。它不为任何人设定权利和义务,在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它的构成要件包括风险管理机关、不特定的对象、提示风险、公开明示的方式四个方面。     

论我国“房屋拆迁公告”的可诉性

“房屋拆迁公告”的合法性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提起行政诉讼是进行自我救济的重要途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的不一致,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通过对两则典型案例的介绍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房屋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并且当事人可针对“房屋拆迁公告”单独提起行政诉讼。“房屋拆迁公告”违法体现在发布主体违法、时间或内容同拆迁许可证不一致、违反公序良俗、没告知救济途径、发布形式不符合要求五个方面。     

我国“房屋拆迁公告”的可诉性

"房屋拆迁公告"的合法性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提起行政诉讼是进行自我救济的重要途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的不一致,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通过对两则典型案例的介绍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房屋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当事人如对"房屋拆迁公告"有异议可单独提起行政诉讼.一些"房屋拆迁公告"的违法性体现在发布主体违法、时间或内容同拆迁许可证不一致、违反公序良俗、未告知救济途径、发布形式不符合要求五个方面.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探讨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和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确认当事人责任大小的单方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以下作用：其一，是公安机关对造成     

我国服刑人员权利的可诉性分析——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视角

在我国的现行法当中,将服刑人员与监狱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这一规定并不利于服刑人员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更不符合行政法治原则.通过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分析的视角,指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初步探讨对于服刑人员的权利的可诉性.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目的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不能过分地落后于社会实践,尽快构建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具有极大的针对性,最直接的现实需求是大量公共利益被侵害而得不到司法救济。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现实设想主要在于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启动程序、举证责任、诉讼费用。     

风险社会情境下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转型的加深,中国也步入了风险时代。介绍了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了中国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将社会管理纳入到风险社会的情境中,探讨了中国在当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包括政府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度上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社会认同和资金方面的困境,公众意识、公众参与渠道和主体地位定位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面临这些挑战所应采取的解决路径。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行政复议在当今社会中应当发挥解决行政纠纷、化解官民矛盾的重要机能,但目前行政复议的公众认同感下降,办案质量不高,应然效果不彰。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问题是现行管辖设置不科学、复议机构不合理、审理方式单一、审查程序不透明、办案人员素质不高。针对这些问题,积极回应解决行政纠纷的实际需要,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系统的完善,但这种重构应在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本色"而非司法化改造的框架内进行。     

中国情境下福利多元理论的反思

尽管与西方国家社会政策转向的起点和原因并不相同,但由于同样面临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潮流的冲击,中国在建立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福利体制时,借鉴福利多元理论这一当前西方主流理论是一条必由之路。然而,为避免理论应用中出现"情景错置"的问题,从中国情景出发,反思福利多元理论也必不可少。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不仅存在独特的人情福利制度,而且同样的福利结构,也存在不同的内涵。     

哲学语境下的管理学思考--略论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演变

哲学是关于世界的本原、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的科学.它是构成特定的学问,学科以及其他人类活动的基础的一般原则和普遍概念.对管理科学的原则及其一般规律的认知活动起着影响和指导作用,管理科学本质上又是一门哲学.     

环境行政执法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近年来,由于法律缺位与执法的能动性、环境自身的难题以及环境政策之正当性等原因,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越发凸现。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要解决环境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就应建立系统、严谨的环境执法理论,完善环境行政执法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以及柔性执法。     

论“和合”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价值

探索和合文化内涵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助推行政管理创新,增强社会活力与和谐因素。     

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

长期以来 ,打击盗版软件的重点都是放在盗版软件制造商和销售商身上 ,并没有重视对软件最终用户持有、使用盗版软件法律责任的追究。 2 0 0 2年 1月 1日实施的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 ,这无疑极大提高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但这种“超世界水平”的保护是否矫枉过正 ,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大众文化语境下艺术装饰性的反思

在艺术史评价体系中,装饰性常常具有贬义色彩。它意指肤浅、依附性和缺乏个性。但在众多现代艺术大师的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装饰性逐渐成为艺术自律性的实现手段,以此扭转三维透视的艺术传统。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装饰性更以其平面性、直观性特征掀起一场身体化、感官化的视觉观看革命,以此抵制旧有的精英主义审美体验。这一悖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使人们经由艺术反思生活蕴含的深刻哲理,另一方面也使艺术在放弃精英姿态与坚持精神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论“第三级港口城市”——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前景的一种思考

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态势中考察和考量就会发现,原来它很适合打造和建造一个“第三级港口城市”.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概念和理念,但即将成为政界和学界追逐的一个目标.人类海洋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地中海阶段、北部大西洋阶段和西北太平洋阶段.早就有专家预测,西北太平洋海域在21世纪主宰世界和全球.当下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五国构成的“金砖国家”.而以后它们之间的联系则主要靠新型的“第三级港口”及其城市.由此形成了“第三级港口城市”的十大主要特征:开放港、大宗港、免税港、枢纽港、公共港、城市港、新区港、有机港、智能港、文化港,等等.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风险

本文认为市场经济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 ,带给农业的风险也是空前的。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转型期 ,市场风险已经成为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文章重点考察了农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特点以及风险的形成机理 ,分析了它们对农业经营的影响 ,提出了控制和分散农业市场风险的理论框架 ,以及农业市场风险管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