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王国维传介西方伦理学述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师,他在20世纪初期,通过翻译西学著作、撰写学术文章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近代资产阶级伦理学主要是英国资产阶级伦理学以及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伦理学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传播、介绍。同时又在研究、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重学术、轻政治,博观约取、心仪康叔,贯通中西、长于比较的治学特点,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史上睿智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梁启超治学方法简论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是一个风云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在学术领域中,也有所建树。在他留世的大量著述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广博而深湛的学识,而且由于他摒弃了先于他半个世纪前产生的乾嘉学派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重视实际,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的指导原则,以占有资料为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因而形成了他独有的良好的治学风尚。梁启超的这种风尚,在他的一生的治学过程中有所体现。他还写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如《治国学杂谈》,《中国历史研究     

马歇尔的经济思想

马歇尔是英国剑桥学派、即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被列为世界名著在许多国家印行。马歇尔在旧中国也曾名噪一时,不少人把他尊为政治经济学上的摩西去崇拜。资产阶级的教授在大学讲坛上竭力兜售他的庸俗理论,一些文丐又把他的著作捧为《圣经》,以图抵消《资本论》在中国的影响,不从者有之,受益者甚多,这当然是解放前的事了。     

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

梁启超的一生都给了人们以很大的影响。据我看来,似乎可以把他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大约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他也具有两面性,常说两面话,但主要的一面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去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因而起了进步的作用;中期大约从1905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这个比较具有过渡性的时期里,他的斗争的对象,已逐渐由地主阶级顽固派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因而开始趋向于中间、落后以至反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本色;后期大约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逝世。这个时期他还有两面性,也说两面话,但地主阶级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一面。他在这时最喜欢搬出封建传统思想这个极其陈旧破烂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主要攻击对象,而资产阶级的“西方文明”也在他反对之列。这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做了“旧店新开”的孔家店的最大头子,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极端反动的。梁启超一生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亦即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为左、中、右的三个时期。如果单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时期的话,那么也可以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两大时期:大约在1915年《新青年》出世、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开始以前为第一时期,从此以后则为第二时期。他从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就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倒退到地主阶级复古主义者,似乎也可以说是由资产阶级的尊孔倒退到地主阶级的尊孔。有些人硬要断定他为资产阶级的尊孔,未免误认他的后期为他的前期。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在于他们坚持着“只是时代变了,而梁的思想本身一直不变”的论点。这一个论点在我是“期期以为不可”的!如果让我再说一句话,那便是梁启超入民国以后,在政治上思想上一直多是忠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最近,还有人认为梁启超给人们的影响,只限于其前期。我亦不敢同意此说,以为必须把他分别来看。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地位,正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相反: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后期不如前期;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则前期不如后期。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试论严复前期的国家思想

严复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个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包括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人,他的前期的国家思想,曾经在我国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拟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把严复的国家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辛亥革命前,严复翻译了著名的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肆言》、甄克思《社会通诠》等有关国家学说的著作.严复的国家思想主要反映在《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论文和《法意》、《社会通诠》等译作的按语以及《政治讲义》中.严复认为,国家制度可分为君主制和民主制两种:"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锲而不舍 呕心沥血——陈锡祺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读后

捧读陈锡祺教授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不禁感念百端。作为及门和私淑弟子,我们认识和受教于陈先生已近三十年。在我们心目中,他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楷模:既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学者,又是激励后进、诲人不倦的长者。他为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精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从五十年代起,陈先生就献身于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工作。此后,一直锲而不舍。他所选择的课题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本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的研究历程却很不平坦。正是使陈先生开始受到赞誉的第一部著作《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问世之时,“左”的思潮就向知识分子袭来。而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老专家,更是难以摆脱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嫌疑。陈先生因而挨过“莫须有”的批     

开拓创新求实存鉴——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印象

我和余三定先生未曾谋面,知道他是通过报刊上读他关于学术史研究、学术书评及学术评论等有关方面的原发和被转载的文章,并看到他积极参与中国学术规范建设,关注当今学术事业发展的有关活动,同时看到了由他主编的《云梦学刊》,才注意到了余三定先生,于是与余君电话联络,互赠杂志     

廖仲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廖仲恺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同时也是积极探求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先驱。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曾攻读政治经济专科,投身革命后,又长期负责财政工作,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今天,我们重温他在《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和一系列著作及讲演中,提出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些设想和理论观点,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折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实在是个伟大的复杂人物: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又是片面强调“种族革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他曾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但后来变成了崇奉佛教唯识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曾经拥护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但到头来只不过是“粹然成为儒宗”的“国粹”主义者;他是一代学术大师,又是个“脱离民众”、“和时代隔绝”的人。章太炎的一生是复杂的,其思想也是复杂的。本文主要想从哲学思想上探讨一下章太炎思想变化的情况,作一些分析。     

章开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章开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多有开拓创新之处，且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其贡献所在主要有五个领域：一是辛亥革命史，二是资产阶级与商会史，三是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史，四是教会大学史，五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综观其学术开拓成就，不仅能够看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贡献，而且可以体会到他不畏艰难、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令人钦佩而足以垂范的治学精神。     

宏观视角·精微思想·诗意关怀--评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

谭桂林的《百年文学与宗教》是湖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是继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人与神的对话》、《宗教与女性》后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显示了他在自我学术道路上的又一次探索和超越,也应合了文学与宗教这一研究课题走向综合的学术趋势。面对中国百年文学与宗教之间丰富甚至有点芜杂的关系,谭桂林以从容不迫的心态,高屋建瓴的眼光,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以宗教价值观念为切入口来研究二者的关系。作者首先在“绪论”中就明确指出宗教价值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建构中起到了不可忽视…     

浅谈龚自珍诗文中的民族民主意识

(一) 谈到龚自珍初步的民主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他著名的散文《病梅馆记》,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这种要求自由发展的主张,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性质”,等等。其实,做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龚自珍的民主思想决不仅限于追求个性解放。虽然他也继承了前人社会批判的精华,     

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治学风格

王运熙先生的治学历程有三个阶段。他学术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文学史与批评史两大领域。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的研究，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该学科领域的重大创获。实事求是是他治学的基本特色，在治学方法上，他注重实证，注意微观与宏观、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结合。     

陈独秀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又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探索研究上有过重大贡献并提供了巨大教训的复杂人物。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思想哲学、政治行为呈现曲折多变的形态,他的丰富厚重的学术著述表明他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陈独秀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贡献最积极的便是“五四”时期主办《新青     

“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是著名的书,历来诵读者很多,但是,大约由于它“什九皆寓言”,在学术思想上认真对待这一说法的似乎又不多。梁启超也许是个例外,他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其指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以此也”。他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学术”中,“内圣”——修养和“外     

谭嗣同诗歌风格略探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晚清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慧星。他不仅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较高成就,特别是他写的诗歌在中国近代诗坛占有显著的地位。     

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立思考——陈波教授访谈录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正呈现出并行的两条学术路径,一方面在不断地拓展着学术视野,使哲学研究努力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在面向世界哲学主流的同时坚持独立思考,力图真正体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但是客观地说,这两个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都很不够。无疑,这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实现的境界。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已经有一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正在积极地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陈波教授是国内现代逻辑、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领域颇有建树学者之一,也是一位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和独立的研究个性,并且怀有积极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责任和情怀的学者。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上的《论蕴涵》、《专名通名理论批判》、《"是"的逻辑—哲学分析》、《分析哲学的价值》、《蒯因哲学的理性精神及其启示》、《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等重要论文以及《逻辑哲学导论》、《蒯因哲学研究》等代表性著作体现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学术品质;他主编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等丛书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打开国际学术视野,推动国内哲学研究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