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总和生育率初探

最近,一些人口研究刊物陆续刊登了有关总和生育率指标的讨论及应用问题。由于总和生育率在人口预测中的广泛应用和生育率统计分析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引起了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和人口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关注。本文想进一步就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探讨,谈谈自已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特性

众所周知,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育水平度量指标,它在人口分析和人口预测等方面都有着很广泛的用途。尽管人口学家们已经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它的有些性质仍然是我们不很熟悉的。在本文中,作者将讨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性质、即一个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相应的各个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由于它抽象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人口再生产的分析中,起特殊重要作用。但对这一指标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一说它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直接、最贴切的指标”;一说它“不能说明平均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的子女数……,更不能据以评价一个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好差”。因此,阐明总和生育率指标的性质,分析影响它变动的各种因素,把握在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情况下,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评价这个指标在计划生育指标体系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     

总和生育率与生育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由于它的简易性和直观性,仍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总和生育率(或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在理论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总和生育率本身不具有可控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所有的生育事件都发生以后才能确定出相应的总和生育率,而在人口计划(或规划)中,我们要求各种指标必须具有事前可控性,否则再好的计划也是实现不了的。因此,控制措施或手段是实现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事前规定了某一年的总和生育率,那么应如何才能完成这一计划指标呢?亦即如何控制妇女的生育行为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一个简单的生育比例控制模型。     

妇女总和生育率及影响因素的分形初探

人口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而人口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在国家“八五”非线性科学项目中,人口的非线性模型被列为重点攻关课题.当今非线性科学的三个前沿是混沌(chaos)、孤子(soliton)和分形(fractals).人口系统中的混沌和分形现象在有关文献中已有所涉及。四川大学人口所及物理系已承担了国家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讨论了人口分析技术与遗传算法相结合的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并以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展示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的建模过程与实施步骤,同时指出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

文章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了1994~200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探讨了影响该指标变化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生育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进程等。     

农村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964—1981)

一引言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少数民族,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日益受到重视。由于农村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卫生与健康水平等方面同农村汉族相比均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农村少数民族妇女与汉族妇女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别。在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在具体要求和做法上,与汉族有一定区别。同时,由于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及现有人口的规模、人口增长的趋势和速度,生育率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对各个不同少数民族的具体要求也不完全一致。     

欧洲北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迹象表明,欧洲北美大多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下降,少数国家则有所上升。罗马尼亚自1966年宣布流产为非法之后,1983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0,爱尔兰则从1982年的2.96下跌到1983年的2.74。下列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较一年前略有下跌,包括:1984年,奥地利,1.54;比利时,1.56;冰岛,2.24;荷兰,1.47;联合王国,1.77;瑞土,     

总和生育率的内在缺陷及其改进

1 总和生育率的应用目的及评价原则 年龄别生育率及其概括性指标总和生育率(TFR)是生育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体系。但是现在它们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本文不讨论出生漏报导致统计失实的问题，因为其性质并不在于统计方法，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文只局限于这一指标体系内在的有效性问题的方法论讨论。一个指标是否有效应该以研究目的为标准来判断，因此这一讨论将结合当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进行……     

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生育状况的比较分析——兼论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局限性

一、引言 人们的文化素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生育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必然受到妇女文化素质的影响。 许多研究利用总和生育率指标,考察与妇女文化教育程度的关系。比如,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89年不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可以看到,随着育龄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其总和生育率趋于减小。 同样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在不考虑原住上海,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妇女的情况下,对上海市1989年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行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总和生育率指标

近来一些书刊文章中常常提到,按照某年某年的生育率水平计算,我国妇女平均一生生育子女数为几个。例如说,按1981年生育率水平,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约在2.4个到2.5个之间,等等。并且,进一步引伸说,这就等于除了全部妇女都生两个孩子之外,至少还有40％以上的妇女生三个孩子。这个结论究竟符合实际还是不符合实际?根据调查所得的实际生育率数据做这种解释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是许多计划生育工作者和人口理论工作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打算对此做一点简单的探讨。     

世界生育率与妇女状况

1981年中,全世界育龄妇女达9.8亿,占15岁以上人口的三分之一。她们的社会、经挤状况,尤其是生育水平,作为各国妇女解放和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标志,引起普遍关注。 妇女获得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只是近百年的事。这是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开始。和争取政治权利相比,妇女在控制生育方面的觉醒就更晚了。据128个国家有关妇女状况的资料     

世界若干国家（地区）的妇女教育指数与婴儿死亡率和总和生育率

世界若干国家（地区）的妇女教育指数与婴儿死亡率和总和生育率［美］国际人口行动组织《世界若干国家（地区）的妇女教育指数与婴儿死亡率和总和生育率》（原文题为《消除性别差距：重视女孩教育》）是美国国际人口行动组织（前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于１９９３年完成的一...     

总和生育率难以反映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近来,有些文章提出用总和生育率来评价计划生育工作质量,测算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但从沪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问题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按一些文章的说法,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即反映该年计划生育工作的质量。那么以此推断泸县的计划生育工作,1979     

中国省级200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评估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 5 38 65万多 0岁人口进行地区 (省、直辖市、自治区 )分配 ,将漏报出生回填后 ,估计得出各地区 2 0 0 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估计结果显示通过漏报回填可以基本展现各地区妇女真实生育水平 ;各地区生育水平差异较大 ,还有1 3个省区超过更替水平。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检验与讨论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由人口学家Bongaarts和Feeney于1998年建立的,它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容易受到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缺点而提出的,希望它能够剔除进度效应,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率方面的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调整指标的设计与计算是否合理、准确呢?这里从该指标计算的前提条件、数据基础和计算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并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核心调整公式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指标对于平均生育年龄变化的敏感度高,而平均生育年龄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使得计算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导致调整指标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对于总和生育率易受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