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鉴真东渡二题

佛教东传日本之后,一直没有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私自出家现象日益严重,日本朝廷对此难以控制,特派使者赴唐邀请律学高僧鉴真赴日,授戒传律。鉴真在中国所学及到日本后所传授的律学主要为唐代道宣的四分律南山律宗,被日本律宗奉为初祖。     

闽中佛教三大师考

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大量僧人的回闽弘法还要从唐代开始,刘轲《福州法华院记》是反映唐代福建佛教转折时期的珍贵文献。通过辑佚和疏证碑文,我们发现,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二是创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三是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至于作为律学大师的鉴真，为什么会与天台宗。密家发生关系？文章提出了新看法。认为传律授戒是律学师傅的宗教义务，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佛教界，并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因而律宗很难算得上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认为鉴真应属天台宗信徒，但他又能根据客观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密宗的某些仪轨。     

日本律宗文献《传律图源解集》研究

《传律图源解集》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大寺僧人亮然重庆所撰写的一部佛教律宗传法谱系著作.此书广泛采集中日两国的史料,梳理了律学的传播源流及律宗僧人的师承关系,尤其凸显了宋代资持派及日本东大寺一系法脉的兴盛,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具有辑佚、补史等多方面的价值.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日本近代侵略战争中随军僧现象及其实质

日本随军僧人的存在国内鲜为人知,但国外大量史料证明,日本佛教僧人参与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报纸及战场笔记等记录了日本僧人有组织、有规模地前往战场的事实。他们运用扭曲的宗教教义鼓动侵略者在战场上大肆屠杀,帮助日本政府欺骗国内民众掩盖侵略事实,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日本佛教积极攀附军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互为表里,实为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帮凶。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原因初探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统治的影响,仍然有增无减地前往鼓山受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南方著名的丛林,台湾佛教界与鼓山涌泉寺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台湾佛教界一直保持与福州鼓山的信息沟通,台湾佛教界与鼓山涌泉寺互动频繁,清朝规定台湾僧侣必须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影响深远,台湾佛教界长期没有传戎的能力,台湾佛教界的僧人只有在福州鼓山受戒后才有发展空间.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浅析北宋时期中日交往中的"僧侣现象"

北宋时,中日之间几乎没有派遣正式的政府使节,但在相互交往中两国的僧侣起到了媒介作用.本文首先考察了北宋时中日僧侣交往的概况,其次着重分析"僧侣现象"的政治背景、经济原因以及日僧入宋目的.北宋中日僧侣交往,改变了宋人对日本的看法,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影响极为深远.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日本的五台山信仰探析

中国五台山文殊信仰自北魏、中唐形成以来,很快就影响到了印度、日本等国,作为密教、天台宗等的教学中心,尤其吸引了日本各宗入唐留学生,五台山成为日本僧众入唐朝拜、巡礼的首选圣地。进入10世纪以后,由于末法思想、净土信仰的影响,五台山信仰在日本普遍流传,作为文殊净土象征地,五台山成为日本入宋僧巡礼皈依的佛国。     

明末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

在明末佛教昌盛的环境中,隐元隆琦复兴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开出临济宗黄檗派.南明时期,应长崎唐人邀请,隐元等黄檗派僧人先后东渡,弘法日本,终于开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形成黄檗宗.黄檗派所代表的大陆佛教,为生机不振而亟待重生的日本佛教所接纳,得以开立新宗,延续至今.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及其衍生的黄檗宗,在中日佛教乃至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宝箧印经塔"与吴越国对日文化交流

"宝箧印经塔"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NBE21仿照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之事,用金铜精钢所铸造的八万四千座小塔,最近雷峰塔地宫发掘出的一座小塔就是吴越时期钱NBE21铸造的.虽然吴越国与当时的日本国没有正式国交关系,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民间的相互往来却异常频繁."宝箧印经塔"通过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吴越商人和日本僧侣传播到了日本.日本不仅保留下了较多吴越国时期的"宝箧印经塔",而且还在吸收中国佛教艺术特点的基础上融入日本文化,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宝箧印经塔".     

后周废寺汰僧数量考

关于后周大举限佛废寺汰僧的数量,学界都说是废寺庵三万余所,汰僧尼六十多万人,占寺庵僧尼总数的九成以上。但从寺庵数的历史基础、限佛后的历史发展、当时政区和寺庵僧尼的密度、数学和概率的可能性诸方面研究考证,应该是仅废去了三千余所寺庵,还俗了七万多僧尼,即沙汰了原有总数一半的寺僧,应澄清长久以来的误解。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其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嬗变

兴盛于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伴随着大批来华留学僧为主要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五山禅林"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三教关系论争。考察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     

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北魏神加鹿四年（431年）平城长庆寺《造七级舍利塔砖铭》,为王银田教授2005年12月于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所见。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更未在日本或中国国内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不仅照录了铭文,而且阐述了作为皇家寺院的平城长庆寺的大致情况。铭文所记北魏平城长庆寺劝缘兼作铭记的僧人永慈、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译大藏经30部并置之入塔的僧人苴倩和昙云,则对北魏平城时期的高僧有了新的认识。《长庆寺造塔砖铭》本身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魏早期书迹,其隶楷即楷书而带有隶意的面目,又揭示了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就是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或楷隶,或隶楷,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全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碑石自身的规格,同时也取决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