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论“血气义气”与“文章气节”——以李梦阳为中心

李梦阳以文章、气节著称,思想贵真尚质,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由"道"滑向"道理"的转向,起到了引导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造就了其奋激敢言的斗争精神。李梦阳行为中充满了血气与义气成分,引发了士人的一场大讨论,指出其"求是""求胜"之心,"英气害事"之实,进而提出了讲求实学的主张。以李梦阳为中心的复古派打破了道德、政事一体的台阁学术体系,以文章、气节为中心建构了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李梦阳获得广泛赞誉的根本原因。     

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     

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析了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形成及意义,在政治方面,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在当时给予程朱理学以沉重打击,其本质是追求个性解放;在文学艺术方面,其文学复古思想包含了诸多创新内容,他不仅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还主张文学言情,认为民歌是真诗,写作要有情遇条件;李梦阳的文学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新主义思想.     

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

隋统一后,大量南方士人被迫入关,由于北方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心理,对南方士人的排斥以及南士自身的特点,他们在隋及唐初大多进入王府并以文学、顾问进身。他们的仕途经历以及随之北传的尚文风气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精神、好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李梦阳与书院文化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列明代文学史上的“前七子”。由于李梦阳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学者在研究李梦阳的时候,一般只关注他的文学思想和活动,甚少涉及其余。其实,文学只是李梦阳整体学术的一部分。李梦阳对书院文化的参与,揭示明中叶书院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面向。南宋士大夫基本上有两种看待书院的方式。一是进入国家体制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二是让不完全认可官学教育的改革家试验其有别于,但不一定和官学对抗的教育理念的场所。李梦阳著作中和书院有关的篇章,证明其代表的正是前一种观点。李氏把书院视为官学的延伸,剔除了理学私学理想的部分,使之成为国家体系的附庸。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在复古浪潮与政治漩涡中的搏击沉浮——李梦阳研究之三

弘治、正德之交,李梦阳领导的复古活动达到高潮,一时间,可谓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前七子复古大纛下集结的文人,占了朝中青年士大夫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事变也在酝酿、发生,直至不可收拾.李梦阳策划并参与的弹劾“八虎”事件,使许多人丢掉了官职,使复古活动陷入低谷,也使李梦阳本人险些丧失了生命.     

明代文人心态之律动

明代历史有前期、中期、后期之分,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士人心理状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心理结构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情与理、雅与俗、一与二诸方面。明代文人心态的律动对文学、艺术、学术的发展影响甚大。     

论黄初文学的生成

从政治、哲学思潮、士人心态和文论等方面揭示黄初文学的生成。黄初政治有值得歌颂之处,被改造的儒学和五行学给劝进文、京殿赋提供了理论根据,士人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使建安激情消退。但在曹氏宗室曹丕、曹植、曹睿又、何晏身上,原始儒教及其变种援道入儒还部分保留着,他们的作品还保留着建安余绪。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亦对黄初文学有指导作用。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和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

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可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之阙,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士人进身之途、知识结构、隐居山林之趣以及士人与政治变革等角度可探讨墓志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六方墓志材料的挖掘与研究,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和隐含的意思,以期引起对墓志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关注。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