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

近代江西南浔铁路是在全国民众抗御外侮、广办铁路、保护路权的影响下,江西绅商界通力合作的产物。从南浔铁路的兴建、管理、运营进行述论,既肯定南浔铁路的积极作用,又中引发出对近代商务悲屈历史的思考,应在学术研究中加以重视。     

平绥铁路与人口迁移及其职业变迁

平绥铁路开通后,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效应:铁路沿线各地工商业空前繁荣、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城镇规模发展迅速;同时,也大大便利和吸引了人口的迁移,促进了西北地区垦殖业的发展;同时,铁路所创造的对新型的劳动力需求,促进了沿线许多人职业角色的转换。     

胶济铁路与近代区域社会观念变迁

胶济铁路是山东省内第一奈铁路,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其命运经历了初期的被敌视到逐渐被人们接受和欢迎的过程。伴随着这一动态的转变,人们形成了融利益观和主权观为一体的铁路观、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时空观、渐趋多元的价值观等近代社会观念,社会呈现出保守与开放、先进与落后并存的局面。从中可以观测到人们对工业文明态度的转变,有助于进一步解读铁路在山东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

近代中国东北是中外交涉的一个矛盾焦点地区。在诸多交涉中,铁路交涉是交涉的重点,并贯穿于东北对外交涉的全过程。近代以来,铁路开发、铁路借款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一种侵略方式。因此,俄、日把修筑和控制中国东北铁路,作为扩张势力和控制这一地区各项政策的首选。当殖民主义者把铁路开发作为殖民统治最有效途径后,铁路开发的殖民色彩就超出了它自身的经济开发价值。近代东北既急需铁路来促进经济、国防建设,又要拒绝外国通过铁路来扩张势力。因此,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张之洞与湖广铁路借款

从1905年粤汉路权收回后湘、鄂两省筹款自筑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情况和当时两省经济发展的实力及对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等情况来看,当时湘、鄂两省绅商并没有独立筹款自筑粤汉、川汉铁路的经济能力;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也没有丧失铁路主权.因此,张之洞主持湖广铁路借款并非压抑商办铁路之举,也没有出卖铁路主权.     

我国运价规制与竞争的制度变迁——以铁路运价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开始逐步放松,交通运输业也逐步由垄断走向竞争.同时,运价改革也取得了进展,其显著特点表现在国家对运价规制的放松和运价管理权限的转移.以铁路为例,对运价的管制也在逐步放松.目前看来,铁路运价存在形成机制、结构、价格调整滞后等问题.为促进竞争,应在铁路系统内部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保证铁路运营的效率;实行"网运分离",重塑铁路行业的组织结构;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和监管制度,开放市场,鼓励竞争,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为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建立新的铁路运价规制体系框架,加强政府对铁路的宏观调控;改革铁路现行运价的定价制度;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实行激励性的规制方式,等.     

鄂伦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证明:除了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外,制度和文化是影响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民族习惯是在本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又随着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演进并形成习惯法.习惯法在国家法形成中有着"助推器"的功能,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从国家法系中剥离脱落并扩散为民族习惯法文化,鄂伦春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社群环境与近代商人——以湖州南浔丝商为例

历史上的南浔是典型的江南乡村社会,晚清出现的丝商群体塑造了极富特色的社群形象：富有资财,却文质彬彬,所谓儒商。南浔社群处于发达的江南水系之中,内连农家村落,外接通商大埠,南浔丝商以此积聚起万千资财。官商之间的彼此奥援、丝商之间姻亲联结以及为富且仁的货殖伦理,体现了中国儒商的基本经营理念。南浔丝商的成长既充分开拓了社群资源,同时又是社群环境的产物。     

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秦汉时期羌族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羌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羌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变迁。     

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分析

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政府需要学习型政策变迁能力,获取这种能力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其路径为主动渐进和被动强制。主动渐进路径表现为系统的互动性、过程的渐进性和结果的积极性,网约车监管充盈着这一路径特点,充满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参与、协商和互动。被动强制路径则表现为过程的间断—均衡、形式的诉求—回应和结果的冲击—改变。本文从抗争行动突发性、政府回应临机性、决策改变消极性、项目承接共谋性和环保体系变革性五个方面管窥全貌。不同路径产生不同效能,各级地方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制度化治理节约信息成本和提高协商能力,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学习型政策变迁能力。     

晚清铁路借款政策中的外交因素研究

晚清铁路建设及其投融资政策问题与救亡图存时局密切相关,铁路所附带的政治、经济利益,使控制权问题成为铁路借款政策的重心所在.时人希望通过借款融资加快铁路建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掌握铁路控制权,或主张以铁路借款为推动内政与外交的手段,或主张以内政与外交为促成、阻断铁路借款的砝码.在借款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中,“门户开放”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自主选择贷方实现各国的“均势”,但在弱国外交的局势下,出于政治权衡的选择,因忽视资本问题,往往给外国债权人提供了榨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机会.     

试论昆曲观众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昆曲观众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如何,与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有关系,本文就其中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思考。昆曲今天无疑是小众艺术,但在历史上并非始终如此,至少在晚明至清初,昆曲兼有大众艺术和小众艺术双重身份。它当时之所以是大众艺术,是因为有很多职业戏班,有很多广场演出,有广大的观众群,还有很多唱曲活动。昆曲从清中叶以后逐步变成小众艺术,与家班演出的封闭性有关,与清曲、剧曲至严不相犯有关,与花雅之争的形势也有关。昆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经过多方面努力,观众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呈现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这是可喜的现象,应当因势利导,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合理运用价格杠杆,确保小众,有条件时争取部分大众,使昆曲在活态传承中保持原汁原味。     

试论行政法任务的变迁

当代中国行政法在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背景下,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行政法任务变迁过程,即在社会法治国理念的宪政目标指导下,采以实质行政法治方法论,以新型行政行为和"措施性法律"为研究对象,关注行政法政策产生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行政法体系结构的任务指向。     

试论建筑施工企业科技制度变迁与创新

介绍了制度及其功能,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了建筑施工企业科技制度变迁和两种主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分析了制度变迁的特殊形式、制度创新及其内容和形式,讨论了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保障机制。     

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

文章从城镇化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着手,以四川藏区典型城镇——更庆镇为个案,考察了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文章认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必然导致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变迁,甚至产生文化失调和文化冲突。因此要充分认识城镇化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以实现城镇化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铁路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

铁路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延伸加速了新文化的传播以及旧文化的革新,促进了社会文化变迁.主要表现为:人们的生活由封闭向着开放、由舒缓向着快速转变,消费观念由本土化向着西方化转变,生计方式由一元向着多元转变,社会关系由简单向着复杂、由等级观念向着平等观念转变,社会习俗由旧习向着文明转变等等.铁路虽然没有很快将中国带入文明发达的社会,但它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传统社会文化的转型,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     

加快发展铁路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铁路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运输生产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其根本原因在于铁路发展长期滞后。要彻底改变滞后状况,惟一的出路只有加快发展、超常规发展。本文在充分论证加快铁路发展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发展的政策建议。     

晚清沪杭甬铁路对英借款刍议

1898年,英国根据既定的"长江流域铁路系统"的计划,对总理衙门提出苏杭甬铁路必须向英国借款的要求,盛宣怀与怡和洋行订立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到1905年,江浙两省自办苏杭甬铁路的要求得到商部的支持,开始筹款筑路.至1908年,商办铁路却多无起色,清政府逐渐认同借款官办的方式.在英国公使的不断施压下,外务部、邮传部与英商订立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     

试论贫困地区的农地制度变迁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农业大国,消灭贫困是中国历代领导人追求的目标。在灭穷的路上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如何消灭占农村人口11%的贫困人口,使贫困地区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城乡统筹?关键是对曾取得成效的现行农地制度进行更切实际的变革,贫困地区的特殊环境决定了该地区应采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农地制度。     

试论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的对立及其化解

本文阐述了社会道德与信仰的不可分离性——社会道德是一种信仰化存在。同时分析了,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社会道德整体上又是不断变化的。并认为,社会道德的信仰性与变迁性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主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两种矛盾对立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我们化解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对道德主体的矛盾要求,从而既坚守道德信仰又恰当地推动社会道德变迁的几种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