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潮”设计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善用与创新

近年,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生”,社会掀起了一潮又一潮的“国货热”“非遗热”以及“古装热”“国潮热”,而也因当下时代新人对“国潮”的追捧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逐渐强大的革新力传承和发展,并逐步焕发出新一代的生机与活力。出现这一现象,也正是社会大众思潮及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在国潮设计中,优秀传统文化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文化依据和身份,而进行“国潮”设计,则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展示、创新及传承与发展的舞台。本文从出现国潮文化的现象与动因角度出发,就国潮设计和优秀传统文化间存在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在国潮设计中的有效善用及创新方面进行深入阐释。     

“一带一路”与口头史诗的流布和传播——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史诗传统及其互动交流

《玛纳斯》及其口头演唱传统从19世纪以来就成为我国与中亚地区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我国和中亚地区的这种口头演唱传统彼此推动和促进,绵延不断,其间史诗传承人群体玛纳斯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近年来,随着"玛纳斯学"逐步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学术交流更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使口头史诗传统的传播和互动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范。本文试图对此文化现象作一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呈现跨国民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特征,为当前正在不断推向深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的讨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

长期以来,藏族文学研究的对象都以书面文学为主,但书面文学并非藏族社会历史发展中文艺接受的主要形式。以听觉和视觉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口头文艺传统才是广大藏族民众进行文艺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主要方式,其代表作为《格萨尔》史诗。《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关系是双向的,既有古典学与口头诗学理论中业已论述的文艺接受过程,又存在不同类型受众的前理解构建出的史诗的多重身份。以《格萨尔》史诗为代表的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足以参与口头诗学理论的构建。     

清代“滇夷图”溯源——国家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夷人图”关系考释

古代图像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历史学、民族学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滇夷图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民族图册，近年不断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这两种图册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中百蛮图》有密切关系。本文考释了三种“夷人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背景，发现它们均源自清初编绘的《百蛮图稿》,该图稿是清代最早的“夷人图”,对认识云南众多“夷人图”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订正了《滇苗图说》《滇中百蛮图》图册装裱过程中图说错贴问题，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古代民族图像信息。     

与“媒”共生：“伊玛堪”传承路径研究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文化传承离不开民族根脉的延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加不容小觑。“伊玛堪”作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口头记录民族历史、风俗、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的重要使命,对研究赫哲族文学艺术具有独特价值。目前,媒介传播方式已经走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步入网络传播进而走向媒介融合成熟发展的阶段。在媒介融合的传播场域中,“伊玛堪”的传承须借助且使用媒介传播手段。在现有的媒介生态下,“伊玛堪”的传承现状并不乐观,表现出后备力量不足、传播路径匮乏、原生态空间枯竭等特点。尽管如此,经过学者们多年的耕耘,“伊玛堪”在抢救、记录、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后,为更好地与当下媒介生态相协调,找寻“伊玛堪”融入现代生活的更多可能,需要逐步探索与媒介生态共生发展的传承路径。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神话与文化记忆

神话是社会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神话记忆不是遥远的产物,而是与当下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灾害神话就是研究隐藏在神话后面的“史实”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功能和价值.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有很多与灾害有关,如洪水神话、干旱神话、风雨雷电神话、火神话等,它们通过口传和民族文字的方式得以传承,具有防灾减灾的价值.灾害神话揭示了跨文化对灾害认知的异同,反映出灾害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演进方式.灾害神话是确立一种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它以传统知识、历史和文化记忆、宇宙观为基础,形成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     

广西来宾市盘古文化的考察与研究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伟大开端的一个不朽的像征。但我国先秦秦汉时期汉文古籍中没有盘古神话的记载 ,三国时代徐整《五运历年纪》中始有盘古神话。南朝任日方《述异记》记载 :“桂林有盘古祠”。 2 0 0 3年 9月来宾市文化调查组在调查中意外地发现古桂林郡 (县 )即今来宾市境内至今仍有盘古庙 ,人们仍在祭祀盘古 ,民间有盘古神话传说和歌谣等 ,并有以“盘古”命名的村庄等地名 ,“盘古”即壮语“磨刀石”“葫芦”的汉字记音 ,从而印证了早在 2 0世纪三十年代茅盾等著名学者提出的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的广西、广东少数民族地区 ,秦汉以后才渐渐北传的推断。考察研究证明 ,中国有自己的创造世界的神话 ,而且内涵丰富 ,源头清楚 ,脉络清晰 ,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 5 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的 ,是多元一体的文化。     

潘光旦释“位育”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育者连其生,这个生物 学的安所遂生观点,一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复兴问题联系,阐释的就 都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常碰到的问题。本文释析了潘光里先生的“位育” 学术思想是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网络流行语“XX刺客”的构式分析

流行语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通过分析流行语的语言,我们可以有效了解社会心理和语言发展规律。本文借鉴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理论框架,结合从官方媒体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检索出的100条真实文本,对流行语“XX刺客”构式进行分析,发现它的产生离不开汉语认知隐喻机制的影响。最初产生的句式表达是“雪糕刺客”,因为仿拟类推和高频使用逐渐产生更多类似表达,最终凝固成为语法构式,以“XX刺客”形式存在于汉语中。“XX刺客”代表的这类戏谑构式语言折射大众社会消费心理，暴露相关市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供需矛盾调节和市场合理化定价的隐性指向标。     

“拓跋”与“桃花石”（“絛贯主”）两名关系新探

北魏统治民族的名称“拓跋”,北朝时东罗马帝国史料所记东方的Tαυγáστ（Taugast）国,各种突厥语文献中与中原王朝相联系的称谓Tauγa?,以及宋辽金元时代的“桃花石”（“絛贯主”）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国内外既往研究相对集中于对“拓跋”与“桃花石”语义的探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桃花石”的语源为“拓跋”,并以“辅音互置”现象解释“桃花石”与“拓跋”两名读音不谐的问题,而对于辅音互置究竟发生在哪种语言中和哪个传播环节则未置一词。本文通过对“拓跋”异译“秃发”的举证,说明即便“拓跋”名称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过辅音互置,也并非发生在拓跋语中或记录此名的汉语中。作者特别注意到突厥语中的辅音互置现象,即词中两个辅音互换位置后,词义仍保持不变。辅音互置在古突厥语时代已存在,迄今仍广泛存在于各种突厥方言中。“桃花石”与“拓跋”两名读音不谐的主要原因,是词中唇辅音或合口元音与颚辅音之间的互换。针对这一点,作者将克劳森词典所有词中含唇辅音或合口元音与颚辅音组合的词全部检出,以统计数据证实,操突厥语的民族有将词中唇辅音或合口元音置于颚辅音之前的趋向,说明“拓跋”名称在传播...     

民族口传文化研究整理和外译的价值——周艳鲜著《中国壮族谚语》英文版评介

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绝大多数并没有文字,没有形成书面语,口头语言是大多数民族传承自身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而对于有文字传统的民族,口传文化也是其书面文化的重要补充.我国早就将有积极意义、形制相对固定的口传文化作品视作“口头文献”或“口碑文献”,与书写文献取得同等地位.口传文化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在我国,口传文化与书面文化相辅相成,口传文化也是书面文化创作的主要来源和创新源泉.口传文化和书面文化都是我国的“精神命脉”,不可断裂、遗失.     

从中西方“龙”的演变史看“龙”的翻译

通过龙文化的演变史可以看出，西方的“dragon”与中国的“龙”尽管都是想象的产物，但绝不可以划等号，它们的文化渊源不同，形象有别，神话中的职守各异，象征意义相悖。龙和龙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因此，龙的英译应以音译为上，以达到准确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     

空间、仪式与认同：中缅北界边境村落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实践研究

因内地汉族移民边境而出现的汉文化空间位移,及其带来的边境村落各族边民的汉化现象,学界成果甚多。但从多维文化空间视角切入的边境各族家国同构问题,关注者尚少。西南边陲腾冲被称为“文献名邦”,又有“极边”之称。其历史是一部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使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家族与国家一体化的实践史。本研究通过对明代以来汉文化在极边之地腾冲的传播、生根与少数民族汉化相辅相成历程的历时性梳理,在移步换景式呈现该区域各族边民在“泰山石敢当”、“堂窝”神龛、三崇寺与家族“祖坟”四维文化空间里的世俗性与神圣性双重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重点深描汉族儒释道与民间信仰“大传统”和本土少数民族原生宗教“小传统”交融多维文化空间内的仪式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而揭示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历史文化资源。     

跨族际的故事比较——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

汉族、藏族流传了大量的“天鹅处女”故事,形成了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叙事传统,这些传统与汉族、藏族民众生活紧密相联.这类故事传达了汉族、藏族追寻美好生活的愿望.汉族、藏族“天鹅处女”故事具有明显的印度佛教同类型故事色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与“结构”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的意识形态,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源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孕育于王朝时期,发展于近代中国,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思想承载了领土记忆、民族融合、政治理念、传统文化以及共同理想。本文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视角,对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从历史之维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过程,从结构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政策路径,对系统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与“黔中文化研究”基础理论

李绍明先生对“武陵民族区”的阐释,界定了一个内涵清楚的民族学概念,是对费孝通先生“板块与走廊”学说学科特征辨识后,做出的新的学术阐释,是对民族走廊学说的丰富,不是回到区域民族学“封闭”研究的传统思路,而是观照于武陵民族区“这一个”民族区域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定地域文化研究的民族学理论。《彭水县志》的相关阅读,即能意识到武陵民族区“不被‘整合’的向心力”的事实存在。     

汉语言文学对传统文化传播的作用分析

汉语言文学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在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强化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加强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普及势在必行。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一定要利用好汉语言文学这一“利器”。本文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首先分析了汉语言文学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随后总结了应用汉语言文学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