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碑刻资料中的水神信仰类型

明清时期,忻州地区的水神信仰十分盛行,这在当时的史料中多有体现.本文以忻州地区为例,通过研究明清碑刻资料,发现该地水神信仰的类型庞杂,除了传统的龙神外,山神、历史名人、地方神祗、宗教人物、本土人士都加入水神的行列,而且水神信仰与其他的民间信仰是杂糅在一起的,其自发性、农事性、功利性,地域性也更为明显.     

运道与信仰的正统化:以清代高邮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漕运、河工事关国计民生,河湖密布的地理环境使得高邮成为运道治理的重点地区。运河的流经在促进区域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本土信仰的内涵发生置换。漕粮运输、运道治理以及水上航运的现实需要使得当地的康泽侯、五龙王、露筋娘娘等区域性神灵的职能有所拓展。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这些神灵又被增加了护佑漕运、保障运道和航运安全等职能。高邮运道之艰难以及官方保障漕运畅通的现实需要是信仰内涵发生置换的主要原因,漕运和河道官员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置换与漕粮运输、运道治理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浓厚的官方色彩,其在满足漕运群体信仰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信仰的标准化和正统化。     

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水神信仰随之繁盛."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在这一重大政策指引下,明清两朝不断的把一些历史名人和那些为保运利漕作出突出贡献的现实之人尊奉为水神,一个个新的人格神在运河区域被彰显或树立,同自然水神一道,佑助运河的畅通.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重要成部分.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宋元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的灵湫信仰

宋元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条件落后,民众基本靠天吃饭,庄稼的丰歉与雨水的多寡有着直接关系。在旱灾频繁发生、官方推动以及灵验故事的传播等因素影响下,当时秦州地区的灵湫信仰盛行并成为最具特色的水神信仰,灵湫信仰呈现出功利性强、信众广泛、蕴含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等特点。     

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探究香港民间水神信仰的源流

自古以来,岭南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海神、河神以及水神等都受到当地人的尊崇。香港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水神信仰的早期传入地。香港的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作业的人历来靠水而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信奉水神(香港民间一般将海神、河神等一律统称为水神)。透过对香港民间华人庙宇的探究,讨论了香港水神信仰的源流,发现香港的民间信仰在岭南文化中起到历史传承、兼容并蓄以及典范表率的作用。     

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传统文化与近代自然科学——以晚清水神崇拜与水科学知识传播为例

"西学东渐"导致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发生撞击,传统与现代相互冲击、磨擦、渗透。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的水神崇拜是其突出表现。民众一方面继续信仰水神,另一方面又接受关于水的科学解释。水神信仰本身也在作自我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从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传统文化的出路。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变迁研究

历史上豫北地区水系复杂,古黄河、漳河、卫河等时常泛滥或改道,故此时期的水神信仰多以河神为主。宋末,黄河逐渐改道南流入淮,豫北局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后气候渐趋干冷,形成了龙王占据主流的水神信仰。人们通过神灵信仰寻求心理慰藉,祈求安澜生活。豫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其水神信仰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体系。     

略论外国轮运势力觊觎我国漕运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将所征粮食解往京都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水路运输是其主要内容。清王朝建立后,对漕运十分重视,认为“漕粮是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 清初规定每年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由于减去截留,蠲缓部分,实际上每年征收常不到此数,例如1753年实征漕粮三百四十三万零四百五十九石。其中江苏最多,为一百二十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四石,浙江次之,为六十一万零八百六十五石。两省相加为一百八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九石,占总数一半以上。     

明清海赋反映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就是海洋与文化的结合,其本质和内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界定。从明清海赋反映的明清海疆社会面貌、海洋生活和生产习俗、海洋信仰习俗等方面来探讨所折射出的明清时期海洋文化,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海防危机、海军建设、海洋贸易发展状况与漕粮海运等方面情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滨海民俗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清运河区域茶的分布及其商品化研究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区域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众多的人口、兴盛的市场、生活的丰富,刺激了茶的种植、贩运与销售,茶成为了运河区域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饮茶之风的盛行又刺激了茶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大量茶馆、茶棚、茶庵纷纷设立于城市与乡村,并与信仰文化、慈善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

梅州的民间信仰相当复杂 ,其中地方的水神、商业神祗信仰圈与外来的水神天后信仰圈互动 ,形成与沿海地区同中有异的天后信仰。近年来的田野考察实证 ,并参考地方文献 ,可以看出天后文化在粤东内陆山区已经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士绅在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