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政策与华中革命根据地择偶方式的变迁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包办婚姻是主要的择偶方式。华中革命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婚姻政策、法令,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和再婚自由,使根据地的择偶方式发生了变化。自主婚姻开始出现,离婚案件增多,寡妇再婚得到社会认可。但婚姻自由政策的推行也遭遇了革命整体利益、传统习俗及性别矛盾的制约,自主择偶并没有成为根据地民众主要的择偶方式。     

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

1940年后,由于华北各根据地陆续颁布婚姻条例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以女性主动提出为特征的"妻休夫"离婚现象急剧增加。从公私两个领域和传统、革命、性别三个视阈切入,可以窥见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通过跳出传统的"压迫-解放"框架,将各根据地乡村女性的存在、婚姻、情感的多重考察与乡村传统、民族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战时华北各根据地女性婚姻变革及妇女解放的实态及意义。     

理想与现实：沂蒙革命老区婚姻变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沂蒙地区用婚姻法律的形式坚持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赋予了妇女“人”的意志与尊严，给妇女自主解决婚姻问题带来了曙光。但是男尊女卑、包办买卖的婚姻传统在这里千年以继、陈陈相因，具有深厚的根基，战争环境又导致根据地婚姻变革不能从容进行，人们的传统落后意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男女平等、自主婚恋的婚姻理想与现实之间注定有一段还需艰难跨越的距离。生产力不充分发展，社会不能摆脱基本生存危机的困扰，任何形式的妇女解放都可能是虚假的。     

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和政权,它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社会面貌。本文从农村社区的社会区划和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动两个方面考察了革命对农村社区变革的影响,归纳了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社会变革的特点,认为革命对农村的自然社区分布并无多大触动,但法定社区的变革较大。革命根本改变了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区权力结构和社区民众组织结构,深刻地促进了农村社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突变特征十分明显,这表现在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速度快、时间短、范围广、内容多、程度深、影响远等方面。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革命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成就与经验

社会问题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不仅胜利地进行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而且还逐步解决了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土地问题、灾民问题,难民问题、婚姻问题、烟毒问题以及无依无靠的老弱残孤的生活困难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建立了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使根据地的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社会发展较为协     

华中革命根据地对童养媳制度的改造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下,童养媳的处境极为痛苦。童养媳制度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贫困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童养媳制度存在着严重危害。华中革命根据地颁布法令政策,禁止童养婚,帮助童养媳解除不合理婚姻,禁止虐待童养媳,改善其生活境遇。在共产党妇女解放政策的推动下,童养媳通过参军、参加革命、寻求妇救会的支持来改变其命运,但由于小农经济的存在及社会改造的复杂性,童养媳现象在根据地时期并未完全消除。     

乡村社会中的婚姻礼仪变迁——基于鄂中荣村的研究

婚姻礼仪不仅是乡村社会中婚姻关系缔结的必要程序和婚姻合法性确立的重要标志．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关系到乡村社会中的婚姻形态和社会形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婚姻仪式与其意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在乡村社会正逐步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反映社区文化概貌与乡民生活意义的婚姻礼仪正在经由传统向变异变迁．其仪式正由神圣性向娱乐性变迁．仪式意蕴正由社会性向私人性过渡。     

清末民初婚姻习俗的演变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婚俗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西式婚礼的引进,妇女意识的觉醒和五四运动对旧封建礼俗的冲击使得新式婚姻仪式逐步要替代旧的婚礼仪式"。新旧并存,中西共用"是这一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主要特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婚姻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出妇女地位的提高已经成为可能。     

苏区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婚姻制度改革分析

论述了苏区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婚姻制度改革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以及这种改革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同时对婚姻改革中出现的困难与阻力进行了分析。指出，对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与恶习进行根本性的改造，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健康合理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中期苏区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所进行的婚姻改革，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摩西立法”与犹太婚姻革命

犹太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摩西时代”。这个时代是犹太人从部落向国家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在社会转型期 ,人的生活方式、道德准则也必然要经受考验。除旧布新 ,时代使然。“摩西”对犹太婚姻旧俗的革命也是如此。“摩西”之前 ,犹太人婚姻的主要形式已发展到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制 ,然而 ,还存在许多婚姻陋习 ,与社会的整体进步格格不入。《利未记》第 18章中 ,“摩西”向他的族人提出了“勿乱骨肉之亲”的婚姻禁忌。变革之后 ,犹太人基本摒弃了其传之已久的婚姻陋习。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辛亥革命:"不流血的革命"

辛亥革命胜利了 ,但又很快失败了 ,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证明 :上层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清政府在体制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精英阶层的软弱性使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精英革命”;下层民众的被双重边缘化使中国社会缺乏深刻的变革。     

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变化或改进,但它始终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做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样式,礼仪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自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行扬弃,使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炼金术神话与入会仪式

炼金术不仅仅是物质统一性的哲学原理,在矿物象征意义、冶金仪式、火的魔力和坚信人工炼金可以替代自然规律的功能之间,存在某种依存关系。西方炼金术士将神秘宗教中的仪式景象投射到矿物上,将其象征符号融入基督教教义。炼金术士对待物质,犹如信徒在神秘宗教仪式上对待上帝一般。哲人石经过呈现黑色、白色、黄色和红色四个阶段,经历矿物的受难、死亡和再生成另一种存在方式,来实现物质的转化。西方炼金术士通过让矿物回归原始状态,其意义和最终目的是人的转化,在物质的变化和他内心之间唤起某种共鸣。伴随着炼金术过程的进行,炼金术士净化唤醒自己,实现了某种仪式性体验和自身修炼,提炼了自己的心理、生理以及道德和精神体验。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     

当代中国司法礼仪制度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入,各级司法机关和律师行业协会等纷纷制定司法礼仪方面的行为规范,开展有关司法礼仪的培训活动。但是司法礼仪制度存在内容缺乏系统归纳、行为缺少职业特点和制度难以统一执行的问题。应当认识到司法礼仪源于一定的职业道德或社会公德,需要在一定的原则下,深化司法礼仪规范的内容,充分发挥在职教育的作用,营造崇尚司法礼仪的舆论环境。     

敖包祭祀与草原文化

敖包和敖包祭祀是蒙古族传统信仰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北方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文化遗存,是一种集原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佛教信仰和现代文明等多元文化因素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载体。自古以来,敖包祭祀对草原族群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加强,草原文化共性特征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略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迁

“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次重要的文学运动。本文着重从文学主张、文学创作、文学论争等方面,论述了他们变迁的过程,变迁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是以周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全面瓦解。这一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孔子的礼论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由制度典章层面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荀子一方面将礼同人的内在本质及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价值源头;另一方面以法来充实和改造礼,建立了道德与政治有机结合的礼学体系。     

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目前郭沫若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是探索郭沫若文艺创作和精神历程的深层本质,还原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仪式是纵贯郭沫若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的一个关键词.从早期新诗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仪式始终作为郭沫若的“精神基因”而存在.仪式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也导致了郭沫若创造力的最终衰退.从仪式角度考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有助于揭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