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草案）》第17-22条评析--监护与信托的功能耦合与制度融合

《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草案)》中所规定的监护制度均具有概括性和持续性代理的特征。这种监护制度将人身照顾与财产保护两大职责全部并持续性地赋予了监护人。监护制度存在固有的代理风险和代理人不能问题。将财产事务从监护事务中分离出来,从制度上实现信托与监护制度的对接,既可以通过借助信托的监督机制解决代理风险的问题,又能弥补监护人负责财产事务时的能力欠缺和不足问题。信托与监护的制度融合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6条争议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及草案二审稿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了修改,增加了殴打诉讼参与人以及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降低了入罪门槛。这是在当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方面存在问题、审辩冲突激烈背景下,适时作出的调整。通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罪名渊源、修改过程的梳理,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仍应达到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程度,方可入罪;应当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行为方式中,但同时,也必须在立法中明确公然侮辱恶意诽谤和以暴力相威胁的标准;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这一兜底性条款应当删除。     

《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分析

在我国,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其《宪法》依据可能只是《宪法》的一、二个条文,《宪法》的任一条文并不是针对任何的部门法都无条件地适用。《草案》的《宪法》依据主要是《宪法》第15条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此外还有第13条关于收入储蓄等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宪法》第12条主要是《刑法》上惩治侵犯(公共)财产罪的《宪法》依据。《草案》对不同性质所有权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但也有例外,这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规定。《宪法》第12条和15条之间不存在抵牾。《草案》和《刑法》各有其性质和方法,亦各有其《宪法》依据,二者可以同时合宪。《草案》细化和完善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草案》不违宪。     

博弈与蜕变——论《外国投资法(草案)》之创新及阙如

2015年1月出台的《外国投资法(草案)》从立法体例入手,拟实现外国投资的统一适用以及基础性制度的统一整合,草案积极大胆地引入负面清单模式,致力于创制一份精准、明确、透明的清单。并且,对于实践中长期得不到法律规制的VIE架构,征求意见稿也进行了正面应答。尽管如此,新的外资法是否能较为完备地覆盖外资法律关系体系,是否能不负众望地完成蜕变,仍值得研究。     

论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评《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ll条

一国依据冲突规范适用某一外国法时，如果该外国法与本国公共秩序相抵触，则可援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或限制该外国法的适用，保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但如果滥用公共秩序保留，则会适得其反。我国《民法典(草案)》虽然确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但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加快贪污犯罪死刑废除的步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引

无论是从贪污犯罪产生的原因,人道主义观念、目的刑论还是国际发展的趋势来看,死刑这种古老的、残暴的刑罚都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渐渐地走向落寞、衰亡。贪污犯罪这种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废除更应如此。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变化,足可以看到贪污犯罪死刑废除的动态走向。     

再论一般职员职务行为的效力认定——从《民法通则》第43条到《民法总则》第170条

针对企业一般职员在缺乏授权的情况下以企业名义对外实施的经营活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43条认定职务行为从而将其行为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企业。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般职员对外代理不足的问题,但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学术界均对能否依据第43条直接认定职务行为的效果归属于所在法人存在较大的争议,且不论该条款还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用语模糊、司法适用不统一等问题。2017年3月出台的《民法总则》首次以一般条款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务代理,其规定虽然解决了《民法通则》第43条是否为职务代理规定的争议,但该条款也存在适用范围过宽、增加组织体经营风险和成本的问题,在适用中应当进行限缩。     

民法中对习惯的认可及其适用——结合《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分析

目前,习惯已正式作为民法的法律渊源。我国最新出台的《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严格遵循制定法基础之上来适用习惯,只有制定法规定不明或存在立法空白的情境下才能将习惯作为司法裁决依据。对习惯应该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可适用的习惯在民法领域能够发挥积极的效用,也可以对民事的立法和司法发挥较好的补充效用。     

《民法总则》重要条文的理解与适用

《民法总则》的颁布与施行对于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意义。应当着重对《民法总则》的重要条文进行解读,从而阐明其立法目的、理论依据及适用规则。主要包括民法法源,自然人出生、死亡时间的证据规则,对胎儿的特殊保护规定,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法定代表人,法人的登记,清算,设立人、出资人权利滥用与法人人格否认,法人决议的撤销,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定,职务代理与狭义无权代理,以及民事责任方面紧急救助及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等民事责任的认定。     

《物权法(草案)》的论战及法律学者的责任

《物权法(草案)》自2005年7月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法律学者之间的争议非常大。自2005年底以来,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有升级的趋势,似乎上升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物权立法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法律学者要适应时代的发展,立足于中国实际,为制订出中国特色的物权法作出自己的贡献,真正履行好学者的责任。     

决议对外效力的立法安排——评《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但书

《民法总则》第85条与第94条两个但书在立法上首次涉及决议的对外效力问题，但欠缺理论基础与体系性关照，还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上决议对外效力的作用方式是影响代表权或代理权，也唯有此等决议才有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的问题。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决议有效或效力瑕疵时都会产生，在规范适用路径上必须回归已有的信赖保护规则。就此现行法已提供完整的信赖保护规则，且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无法提取出共同规则，因此不应在总则中以“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决议的对外效力。立法论上，这两个但书应删除；解释论上，这两个但书应作为不完全法条配合现有的信赖保护规则一起适用。      

有限理性的决策过程--《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过程的实证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选择模式一度是公共政策理论界最为流行的决策理论之一,但由于理性选择模式要求的基本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在此基础上,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型。本文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这个具体案例的研究,尝试打开有限理性决策过程的“黑箱”,透视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理性发挥作用的实然状况,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对理性决策的约束。研究发现,《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是在制度约束下的工具理性选择的结果。     

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人文关怀及其完善

法治建设与人文关怀的相辅相成关系表明,重视人文关怀应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进入二审程序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很好地体现了其人文关怀的立法精神,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是,<行政强制法>(草案)拟继续采用的将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配制给人民法院的模式,存在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司法救济权的行使、损害该法人文关怀精神的贯彻落实的弊端,需进一步完善.     

论《民法总则》185条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之规定

《民法总则》第185条对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保护做出了规定。在解释该条时,通过主客观解释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考虑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在民法典的体系框架内理解为该条规范的目的是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同时兼顾主观解释,对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保护,仍属于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范围。等字的内涵更适宜解释为对普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因为法律不仅要兼顾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体系上的逻辑一贯,还应当起到预防风险的作用。     

立法保留范围之规范解释——兼论《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修改

立法保留的问题核心是其范围问题。《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存在文义模糊与解释困难。形式上,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是第九条的"但书",但若将立法作为义务确立为立法保留的核心意义,则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就不仅是第九条的"但书",还包括第八条。《立法法》规定立法保留的事项范围,旨在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通过规范解释显示出《立法法》对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作为义务的"谨慎"态度。依宪法有关规定及宪法法理分析,建议未来修改《立法法》时,对"专属立法权"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将第八条中的"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进行修改,明确区分两类立法作为义务,并对第九条的"但书"进行修改。     

关于《刑法》修改的思考——兼评《刑法(修订草案)》

《刑法》（修订草案）对《刑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整体上有进步，但也有尚需完善的地方。应在刑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刑法体系、正当防卫、取消类推、刑罚种类的调整、刑法的法典化问题等方面纠正纰漏，加以完善，保证刑法的科学和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