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构建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在正确反映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全面地分析社会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教育,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自我修养,让社会成员感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魅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作用.     

政府公信力的政治道德实践问题探讨

政治道德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情感道德评价及内心认同程度,源于政府行政理念及具体行政中蕴涵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政治道德实践意义体现在以公众评价为主要特性、社会成员情感认同为评判,既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的价值基础,也是维持"政府—公众道德关系"持续性的重要联结。在实现路径上,制度伦理的价值实现、主体的道德内化建构及道德情感融入的实效性,是建构和保障对政府信任关系的有效途径。     

义命论的逻辑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上义命论所揭示的道德自由与道德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所包含的中华民族自觉追求自我完善的德性思想,所表达的对道德行为选择中主体精神的张扬等,对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认识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而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道德环境,使社会成员获得德福一致、义命相当的选择和发展机会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社会化小农视角下的乡村公共舆论

乡村公共舆论是乡村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当前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乡村公共舆论对农村社会的评价和指导作用日益微弱。在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越来越脱离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同时,传统道德资源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共同缺失,使农村社会道德资源愈加匮乏,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乡村成员的行为准则。乡村公共舆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正在遭到严重侵蚀,其对共同体成员的制约作用也大大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公共文化为核心来推动乡村公共舆论复兴,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有序。     

提高道德调控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道德调控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它跟法律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提高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加强道德教育,培育高素质的道德主体;强化道德调控手段的法律性,形成与法律调控、组织调控相统一的调控机制;健全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激励机制,形成扬善抑恶、趋善避恶的道德环境;健全道德调控的力量体系,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道德合力;完善道德内在控制机制,帮助社会成员树立道德信念。     

论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意义:一、社会公德建设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道德保障;二、社会公德起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每个社会成员正当个人利益的重要作用;三、社会公德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完善与发展,提高我们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社会道德心理及其形成与发展

社会道德心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反映 ,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随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我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急剧转型时期 ,国民的社会心理也因此而发生急剧转型。正确认识道德心理发展规律和当代我国社会道德心理的发展和转型问题 ,对构建新型伦理道德体系 ,调控国民社会道德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内在动因及其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推动社会道德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面临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公共政策进行道德评价是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共政策过程的客观需要。制度伦理作为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理论基点,是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体现。坚持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公平正义、权威性、公共参与等基本原则,不断探究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路径选择,是切实增强公共政策的社会道德效应的有效着力点。     

价值澄清理论对转型期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道德日益衰落、价值混乱的状况,传统的学校德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价值澄清理论强调在价值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学校的德育要帮助学生学会价值澄清的方法,学会道德推理和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使学生从价值观混乱中解脱出来,提高分析和处理各种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对转型期我国学校德育摆脱困境,构建德育新模式,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教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认为教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对优良道德的传递、发展作用 ;对社会不良道德的抑制、改造作用 ;对青少年道德的直接影响作用 ;对其它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并认为教师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教师对公民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的明确、教师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教师职业社会声望的提高     

道德评价及其标准体系

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重要环节,它既是社会道德状况的一种明显标志,又对社会道德生活状况产生着重要影响.社会正常道德秩序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评价的积极作用;而社会道德秩序的紊乱,往往与道德评价的混乱和无力有直接的关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也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生活新秩序,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对道德评价及其标准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论教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认为教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对优良道德的传递，发展作用，对社会不良道德的抑制，改造作用，对青少年道德的直接影响作用，对其它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并认为教师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教师对公民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的明确，教师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教师职业社会声望的提高。     

道德教育的嬗变及其现代特征

道德教育作为社会道德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对于伦理文化的良性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道德教育负有一项特殊任务:通过种种渠道和方式,以构成一定伦理文化之核心和基本框架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去影响广大社会成员,使其形成相应的道德习惯和评价标准,从而在个人身上展开道德调节作用的内在机制,使个人在道德上能     

试论健康道德

健康道德是一种新型的全社会健康道德意识,又是一种新型的“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的健康行为规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和观念形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性法规,健康道德同社会纪律的其它形式一样。在保护和增进全社会人人健康的实践过程中调节人们的健康行为、发挥其调节职能。健康道德的调节职能表现为在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调节着人们的健康认知和健康行为。无庸置疑,健康道德中健康意识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对人们提出的健康道德要求和对履行这些健康道德要求的监督要通过精神的影响,即通过每个社会成员或个体应该认识清楚的和成为自己行为动机的义务感,和通过对他的行为的评价和自我评     

无产阶级义务观刍议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关系。”每个社会成员,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道德责任,履行自已的道德义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型关系的重要方面。     

道德与信任：道德认知的阶层差异

道德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不容回避的现象。以一般信任度作为中介联结社会成员道德态度和道德实践的模型,可以解释个体或社会群体之间的道德差异。通过对道德态度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一般信任度对道德态度具有显著影响,但不能解释阶层在道德态度上的差异;相比于其他阶层成员,管理专业人员阶层更愿意帮助陌生人,但同时对社会总体道德状况更不满意。因此,当前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在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上的分化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1     

道德教育中的自我评价问题

一社会主义社会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表明,道德认识的提高是道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谓提高道德认识,就是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使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并根据这些原则来评价、鉴别别人和自己的道德品质。这里既包括对作为客体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和别人言行的认识,又包括对主体自身的认识,这两个方面虽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因此,不断提高受教育者认识自己、准确进行自我评价的能力,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道德行为选择中的理性与情感

道德是依靠舆论和良心来支持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的意义在于它既反映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又通过约束机制而使社会成员按这种要求去行动。如果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道德的价值和目的便得到了实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的价值和目的并不是总能实现的,每个社会都存在有不道德的行为,这说明人们对行为的选择并不总是与道德要求相一致的。本文试从人自身理性与情感角度来分析人们对道德行为的选择。     

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

道德与法制对规范社会成员和社会集团的行为，使社会朝着稳定、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强化和利用道德与法制的双向互补功能，寻求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以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论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

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认为：自由是先验的理念,与生俱来,根源于人性之中,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前提,道德本身只是目的,绝不是手段,道德法则就是自然法,意志的恶是刑罚报应的根据,等量是道义报应的标准。这种学说有片面性。其实,道德也有他律的一面：道德起源于社会的利益需要,道德也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所以,行为人的道德的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从行为人意志自由地违反“内在”道德责任的一面来评价,二是社会从“外部”对主观恶作出负价值判断的一面来评价。这两方面评价为刑罚的“相配性”、“轻缓性”提供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