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权利主体制度的构建——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法理分析,认为传承人和群体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二元主体,并结合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群体立法保护的建议.     

南平农村地区“非遗”传承人群体生存现状研究——以南平市级农村“非遗”传承人为例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随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本文以南平市级51位农村"非遗"传承人为例,研究南平农村地区"非遗"传承人群体的生存现状,分析现状折射原因并提出解决建议,以期对"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略尽绵薄之力。     

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以非物质文化形态存在的,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连的、具有时代传承意义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是以人为本,它着重强调的是以人为主要核心的相关的技术、经验及精神,它的主要特点是活态流变。以人为本,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的承载者和传递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的发展重中之重,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要求有了一定的限制。     

力与技的博弈——贵州体育非遗“抵杠”代表性传承人王焕德口述史研究

“抵杠”作为贵州布依族传统体育竞技,传承并凝聚着历代布依族人民的劳动智慧,张骋蓄发,容纳了力与劲的巧妙转换和运用,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抵杠”一度被人们遗忘,直至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抵杠”才又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王焕德作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抵杠”的代表性传承人,常年在王官庄及周边村寨组织、传习本民族非遗文化抵杠竞技活动,对本民族非遗文化的传承具有卓越贡献。     

口述史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的新视角

把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充分收集口述史料,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判断、评价,同时将口述史料与可得到的其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通过这些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得到原始的宝贵资料,而且能够填补文献资料中遗产事项真实性、细节性的缺陷。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访谈这种方式,能更好地把握文化遗产研究的脉络,从而为遗产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管理研究——以黔东南侗族为例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这项制度在实践中也正不断地趋于完善。笔者调研了侗族地区在侗族非遗传承中进行的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认为在传承人队伍建设、徒弟招收、传承环境营造和考评机制建设上尚有进一步细化之处。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体性的递变——基于对“土家族撒叶儿嗬”代表性传承人的考察

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与乡村社会发展等领域互嵌程度的不断加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主体性逐渐从单一文化事象的承载者、实践者和传授者向传统文化传承的引领者、乡村文化的代言人和社区秩序的调适者拓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文化引领型新乡贤的特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主体性递变与非遗保护传承体系的开放性、非遗传承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紧密相关;也正是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体性递变背景下,不同文化群体在主体间性的观照中提升了文化自觉与自省,维系了非遗传承的有序状态,激发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关于非遗保护的伦理原则与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的分析

非遗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国重点开展的工作,其中对非遗传承人进行不同形式的培训可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传承、发展的能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围绕非遗保护的伦理原则与非遗传承人群培训进行研究,以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基于协同创新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这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和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和传承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传承人的培养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息息相关.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本文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协同创新培养的必要性与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应从增强传承人传承意愿、提升传承人传承能力、优化传承的外部环境三方面通过多方协同合作,创新传承人培养模式;并据此提出了模式实施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提供若干参考借鉴.     

瑶族文化的传承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盘王愿祭祀礼仪”传承人盘共兴

<正>相传,瑶族的祖先是盘王,农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盘王节。旧时,每年农历十月到十二月,瑶族民间通常会举行最盛大的祭祀礼仪—"还盘王愿"。由于时代的变迁,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思考——以无锡惠山泥人为例

本文以无锡惠山泥人的发展现状为例,主要论述现今无锡惠山泥人的历史传承与发展现状,以及在"一带一路"带动文化创意产业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惠山泥人如何才能更好地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融入新时代的发展,成为无锡市乃至中国的一张非遗名片.     

回族非物质文化保护现状之迷思——从“国家级名录”谈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简称国家级名录)的建立,为展现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回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多、地域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却明显不足。是回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不够,还是相关的保护措施滞后?亟须非遗保护单位和研究者跟进。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合理性探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公共品的性质,以及准公共品的多种提供方式,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业化角度)分为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向社会化、保护主体多元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民族传真

<正>3月17日,由文化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活动·潇湘风情——湖南专场"在北京天桥剧院拉开帷幕。此次"潇湘风情——湖南专场"参演的近200名演员来自湘西、怀化、张家界、邵阳、永州,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田     

石顺民：我家真正是苗鼓之家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苗鼓之家——吉首市文艺路,湘西苗族鼓舞传习所设在市文化馆宿舍一楼的一个角落。这里是依靠在一楼宿舍搭建的一个简易教学场所,20多平方米的面积,摆了十几面红色的大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鼓舞传承人,64岁的石顺民和她的女儿时红英正忙着挪移苗鼓。年过花甲的石顺民化着淡妆,穿着一身紧身衣裤,神清气爽,衬托出婀娜曼妙的身姿。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位艺术家的优雅与热情。     

马氏口弦踏上传承路

今年68岁的马兰花老人做梦都没有想到,弹口弦不仅使她平生第一次去了趟北京,见了世面,而且从文化部捧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回族民间器乐代表性传承人证书。回到家后,马兰花老人把证书放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她要把这个殊荣作为自己传承“马氏口弦”的精神动力。     

国际文化遗产法视域下的非遗保护国际标准——兼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结合国际文化遗产法这一领域的兴起并基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章提出非遗保护的国际标准问题,即"人权""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因应非遗传承以人为依托的特点,这三项国际标准之于非遗保护的意义分别指向人的本体、人际关系和代际关系.《非遗公约》丰富的国家实践已表明,尊重人权是公约各项原则的根本,相互尊重是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工作的行动目标."十四五"规划已将非遗保护列为我国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适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十年以及《非遗公约》生效十五年,重视《非遗公约》的解释问题并使之与我国法律进一步对接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开展,传承主体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有所增强,相关企业获得了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其生存条件也得到改善,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得到进一步重视,参与者的转型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市场开拓有新进展,在生产过程中适当的机械化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下问题:保护对象有待进一步厘清,现代化生产对传统工艺有明显的冲击,原材料危机开始显现,优秀人才断层严重,政府缺乏具体有效措施,支持力度不够。尽管如此,无论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内在属性,还是其外在所处的生存现状,生产性保护都值得提倡;但是,生产性保护并不等同于产业化,并且需要妥善处理本真性、整体性、传承与创新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