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uction of Modem China Church History——A Case Study of Swatow Presbytery

传教话语模式不仅建构了近代中国教会成立前后的历史,而且确立了教会历史记录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而深刻影响到此后教会历史的书写样武.西方差会来华传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教会史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传教意义,这种意义从一开始已经渗入到教会历史记载和历史叙述之中.本土教会的历史叙述虽然不能完全跳出传教史的窠臼,但却可以赋予“本土教会”的重要性,从而建构不同的教会谱系,只是这一“本土”已是由西方差会定义的“本土”,其自身的主体性尚待建立,以此类“本土”为视角的学术追求有可能面临基础虚空的危险.     

中国近代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审视

教会大学指的是西方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十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自 1 9世纪 80年代起 ,教会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 ,一般认为 ,受美国长老会差遣的传教士狄考文主持的文会馆 ,于 80年代开始进行高等教育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是在 2 0世纪初以后正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教会大学的产生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 ,教会大学在办学目的、教学活动、教育管理、教师及学生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 ,并作为教会学校体系的尖顶而对中国的社会及文化教育发生作用。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治理模式变迁与教会大学发展——以之江大学为例

作为教会大学的之江大学,它的治理模式从立案前教会管制模式转变为立案后政府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转变为推动之江大学在学科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社会声誉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立案后政府作为重要的外部力量参与教会大学的治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推动之江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参与下的共同治理模式为之江大学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基督教(新教)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及其历史贡献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新鲜空气,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妇女的解放。     

论近代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历史轨迹--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为个案

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区域市民社会为个案的研究显示,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近代区域政治因素、近代经济发展、城市内陆特征的影响,市民社会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传统与新型并存的区域特质,观察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则揭示出区域历史传统无形而又深刻的影响力,发人深省.     

历史书写的无声之处:一位历史学者的自白——以《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撰写为例

历史学者在历史著述创作过程中通常面临着两种忧虑:其一为著者与写作主题间的隔离感;其二为作品与读者间的距离感。著者的历史学者身份意识及其所掌握的本体认识论,将是解决此两点忧虑的关键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者亦面临创作过程中的"无声之处"问题,即历史学者没有言表的担心或其他事项、写作中的迂回曲折或使用方法的来回摇摆,以及历史学者的工作程序。这些都需要其他历史学者在阅读时体会,并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历史著述创作过的过程当中。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近代留日学生的革命性——对《浙江潮》编辑群的历史考察

《浙江潮》编辑群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短暂的一年办刊时间里,以期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倾向革命的文章,是近代留日学生文本革命的典型。《浙江潮》编辑群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共性与个性特点,他们的思想在倾向革命的同时,仍有青年人所特有的稚嫩和时代的弱根性。以《浙江潮》编辑群为代表的近代留日学生所掀起的文本革命,具有科学性和国际视野的特点,地域特色鲜明。不仅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同时对其后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思潮,均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电视媒体话语机制的构建——以凤凰卫视为个案

凤凰由华语传媒走向世界的成功之道,为我们构建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时代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构建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及时性、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活力性、创新性是电视话语构建的基本元素.电视媒体话语权的构建确切讲要把制作和营销内容话题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把原创节目及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信息报道的及时性、信源出处的多元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内容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媒体话语的权威性和独特性,通过汲取网络等新媒体的活力不断改造电视媒体话语惰性.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

对于近代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多从两个面向展开,即关注其在福音传播上的辅助性效应和医疗技术上的示范性影响。不过,这两种面向所彰显的都只是教会医疗事业的工具性意义。实际上,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审视教会医疗事业设立之进程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联性,可以为人们认识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近代,英国长老会在广东潮汕地区先后建立多家医院,迅速构建起强有力的医疗福音网络。对于当地信众来说,教会医院作为一种核心纽带为其提供了超越村际界限的新型交往样式,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采用群体或亲族皈依的方式,他们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在教会体制内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论历史话语下女性身体经验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晚清-五四的历史理性的叙述框架中,女性身体经验是被漠视的存在.面对时代话语,现代女性写作的出发点是"返回自身",即从个人的身体经验出发,女性才能获得言说真实自我的可能.因此,对女性身体经验书写的研究和考察对于还原历史语境中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现代男性作家也大量书写女性身体,但这种身体是符号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由于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产生的,因而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历史和时代的,但同时,由于身体的主体性,这种书写又是超越历史设计的.     

少数民族族群语言保护的历史透视——以满语为个案

语言的多样性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通过对满语由盛及衰的历史考察得知,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延缓少数民族族群语言衰亡的脚步,必须采取四种有力措施,即政府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应提供一贯的支持;专家学者应加强少数民族族群语言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族群自身应有强烈的母语认同意识;家庭和社区必须营造族群语言的使用氛围.     

国际化视域下中国大学模式的建构——教会大学移植美国大学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在全球化视域下,中国大学要形成自己的办学模式,必须不断学习和研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并正确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考察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对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将有助于为当今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本文区分出近代西方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这三种范式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以进步史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各有其优点与缺陷。每一种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发挥的是不同作用。历史书写中的强求一律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同的书写范式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以一种范式来否定另一种范式的主张并不可取。     

1931～1990:沈从文情爱书写的效果历史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始,沈从文的情爱书写就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争议,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几经沉浮。如今,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已数不胜数,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本论文另辟蹊径,从读者的角度,引入西方解释学文论中效果历史的概念,对八十年来沈从文的阅读理解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沈从文情爱书写的接受情况。     

边民叙事与历史真实的人类学研究——以清末民初的滇越铁路修建为例

1898～1910年,法国在晚清帝国的边陲云南,修筑作为他们殖民权力话语表征的滇越铁路,西方“他者”的进入打破了边民社会的秩序。在面临着家园土地的流失情境中,边民社会从其“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寻找西方“他者”行为的不合法性。“土地”作为边民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了边民话语表述的媒介与抵抗斗争的标的,而法国殖民者最终的路线选择则完成了边民社会历史叙事,边民社会与法国殖民者围绕滇越铁路的修建书写社会的历史,实现地方性知识系统的重构。     

探寻西方婚姻法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教会法中的无效婚姻制度为视角

婚姻制度与婚姻法生长于不同传统文化的大树上,东、西方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规制问题上受到不同的民族习惯、风俗传统、宗教渗透、法律观念与传统等的影响,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脉络和轨迹。在这些千姿百态的文化差异中,宗教因素或者可以成为解读东、西方婚姻法律文化差异的一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