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忠义传》残页发现“意义非常重大”论——《关干<京本忠义传>》一文之商榷

《文学遗产》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的刘冬等同志的《关于〈京本忠义传〉》一文中,把1975年评《水浒》时,上海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两张题为《京本忠义传》的残页,说得珍贵之至,甚至用了意义“非常重大”这样的形容词.窃以为这一说法未必合适.因为作者在前文已承认这只是偶然发现,而且仅是两张残页,其年代也肯定不会甚早(论证详后),怎能贸然断言它有“重大意义”,并称偶然发现者有“巨大功绩”呢?作者这样说其用意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刘冬同志是一再坚持江苏大丰、兴化所发现的施氏文物,确足以证明施耐庵是那里的人的说法的.所以一见到这个被学术界断代过早的残页后,便为它就能使“以往关于《水浒》只有到了明朝中后期才趋于完善的种种论断,关于施耐庵乃是郭勋门客托名的种种假设都已经不攻自破”.我以为这未免把复杂的学术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刘文所反对的“以往所谓……种种假设”,其主要矛头乃是针对拙作《〈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江汉论坛》1982年1期)等文而发,因此,     

施耐庵籍贯考辨

《水浒》作者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作者详尽占有资料,曾撰写并发表了《〈施耐庵墓志〉考索》一文(载于《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认为“历史上确有施耐庵其人”。本文乃上文之姊妹篇。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将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综合进行考察,进一步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之籍贯乃为元末明初扬州兴化;同时,对山东说、山西说、浙江说和江苏说中其他说等诸种说法一一进行了辨析。     

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兼析兴化、大丰"新发现"恰恰证明其地确无施耐庵

施耐庵,这个与《水浒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素为人们所关注.可是对他的认识历来极不一致.一是认为历史上确有一个"钱塘施耐庵",然其人具体事迹难详.这是从明代《水浒》开始流传以来传统的、多数人的看法.二是认为他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有一些传记、墓志、家谱、传说等为佐证.此说始于一九二八年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至一九五二年刘冬先生等调查、撰文后引起学术界的注目.最近又有所谓"新发现",显得颇为热闹.三是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存在过一个施耐庵.此说肇     

《助语辞》研究

一、《助语辞》的版本沿革元代学者卢以纬著有《语助》一书。《语助》是我国汉语研究史上第一部虚词专著,初刻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它的问世早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出版的刘淇《助字辨略》近四百年。今存《语助》系明嘉靖年间刊行的本子,因收于《奚囊广要》丛书,故又称“奚囊本”或“奚本”。又有明万历年间(公元1592年)浙江钱塘人胡文焕重刻本,该本由胡文     

金院本《打王枢密爨》考——《杨家将论丛》之三

《打王枢密爨》(cuàn窜,下文均以C.代)为现存的金院本目录之一,见于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廿五院本名目中的《诸杂院C.》项内。老辈专家历来认为它是金代戏曲中的杨家将剧目。余嘉锡早就说过: “而杂剧小说,乃谓枢密使王钦若,本辽之间谍,故谋杀六郎,为辽除害……观辍耕录     

《辽东志略》校理

东北之有志书,始于元代。元修《一统志》,有《辽阳图志》进呈,惜今己佚。目前学术界公认现存最早的东北地方志为明嘉靖十六年(1537)纂修的《辽东志》,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去年上半年,经友人的帮助,我们在日本关西大学泊园文库藏书中,发现标有“元戚辅之撰”的《辽东志略》一卷。是书收在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辑的《说郛》第六十二局中。据《中     

《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

以文物史料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与抗元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同乡,为"泰州白驹场人"(白驹今属盐城大丰市),介绍施的生平和重要诗作,并附《施耐庵新传》。     

施耐庵研究十年

1981年以来,对《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出现了热烈的讨论景象。截至1990年底,全国召开了有关施耐庵的学术讨论会有十多次,其中主要的有:1983年4月南京“施耐庵文物史料辩证会”、同年9月荷译“第三届《水浒》讨论会”、1984年9月浙江省《水浒》研究会年会、同年10月北京市《水浒》研究会学术讨论会、1985年5月大丰县“施耐庵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同年8月秦皇岛“第三     

施耐庵生、卒年新考

施耐庵的生、卒年,一般沿用1944年刊行的《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里的说法:“生于元元贞丙申(1296年).”“殁于明洪武庚戌”(1370年).虽然其与“享年七十有五”吻合,也与“至顺辛未进士”不悖,但是,拙见以为这个生、卒年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应为施耐庵约生于元泰定戊辰(1328年),殁于明永乐癸未(1403年)左右.理由如下:     

达斡尔族的建筑与手工艺

达斡尔，意为“耕耘者”，是达斡尔人的自称，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清康熙初年，出现了“打虎儿”的译名，以后又常译为“达胡尔”、“达虎里”、“达呼尔”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研究认为达斡尔族人可能是辽契丹族的后裔。清代，达斡尔族被编入八旗，并不断被征调镇守边关，甚至被远戍新疆，     

《施耐庵墓志》考索

问题的提起在对《水浒》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的争议中,歧议最大的是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何心、戴不凡、刘世德等先生指《墓志》为伪作,并否     

有关贾仲明与天一阁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的异议

天一阁旧藏明蓝格钞本《录鬼簿》自三十年代发见以来,便得到研究界的重视,因为其中载有元末明初戏曲家贾仲明所作的几十首吊曲和书后的《录鬼簿续编》(以下简称《续编》),都是有关我国古代戏曲史的珍贵资料。但是关于此书的来源、估价及《续编》的撰者等问题,一直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其中如称天一阁本为“贾仲明本”《续编》也是“贾仲明编”,迄今在一些文学史、戏曲史的著述中还很流行。其实这种看法缺乏确凿的证据,疑窦甚多。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异议,希望能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     

《黄生借书记》评注

一、题解 本文选自《小仓山房文集》第22卷,原题为《黄生借书说》。“说”和“记”是有区别的:“说”一种文体,可以说明事物,也可以发表议论;“记”,也是一种文体,一般表记叙具体人事。本篇由黄生借书事展开议论,似仍以“说”标题为宜。作者在本文中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明“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勉励黄生认真读书。 作者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清朝钱塘(现浙江杭州市)人,乾隆间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侨居     

含泪的微笑——《鼻涕阿二》研究

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由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书前有前记。作者许钦文（1897－1984），小说家，原名许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许钦文称自己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而加以赞扬，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常以为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但我又常常怀疑是感情作用……”。20年代初许钦文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辑成短篇集《故乡》；后又有《鼻涕阿二》等四个作品集问世。     

楊廉夫名"楨""禎"二字考

楊廉夫為元末明初的著名詩人、書法家,表字廉夫,其名維楨,亦作維禎。楊廉夫之名二字混用由來已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對“楨”“禎”二字作考證,直以“楨”字》是。本文通過對歷代目志、石刻碑誌材料、楊廉夫法真蹟與印鑒題識以及方志材料等多個方面的考察,證實楊廉夫本名應作“楊維楨”,楊氏文集中“楨”“禎”混雜的現象,並非刊刻傳抄過程中形成的訛誤,而是始自楊廉夫本人對二字的有意混用。     

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

在《水浒》版本史上,郭勋刊本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由于沈德符《野获编》把天都外臣序本说成是据郭勋本翻刻的,容与堂本又基本同于天都外臣序本,以后的百回本除据百二十回本伪造者(详见下文)外,情况也大致相似,故研究者多认郭勋本为现存各百回本《水浒》的祖本。而百二十回本及七十回本的出现又在百回本之后,简本《水浒》则根据百回本删节后又添加征田虎、王庆故事而成。换言之,郭勋本也可被认为现存各种《水浒》版本的祖本。由此,有的研究者又进一步提出:在郭勋本以前根本就没有《水浒》其书,此书原是郭勋门客所创作。这种说法虽未为多数研究者所赞同,但同时也说明了对郭勋本的面貌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三言”的市民文学特色

明代著名俗文学家冯梦龙在搜集整理大量宋、元、明民间艺人“说话”的基础上,编辑、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史称“三言”,被誉为“话本小说的宝库”。“三言”是拟话本的代表作,与同时代人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并称“三言     

聪颖过人的施耐庵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小说家,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他从小善于观察,善于思考,聪颖过人。施耐庵7岁那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父亲正和一位好友在屋内饮酒畅谈。耐庵在一边静静地听着。     

李清照《词论》“托名伪作”说尚难成立

<正> 李清照的《词论》,历来颇有怀疑为“托名伪作”者。至当代的词学界,还有一些学者持这个看法。马兴荣先生的《李清照<词论>考》一文,在这一派意见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马先生说:“从世传为李清照的《词论》的出处来源,流传情况以及《词论》本身存在不应有的疏失和《词论》的主张并不指导李清照的词作三个方面来看,可以说《词论》的作者不     

李白《忆秦娥》证伪

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一词 ,其实是一首托名之作。一、北宋李之仪“用太白韵”填写《忆秦娥》的事实 ,只能表明托名李白作的《忆秦娥》词在当时甚为流行。二、崔令钦《教坊记》无《忆秦娥》曲名者 ,并非表明李白作该词于“天宝乱后” ,而是李白根本未作是词。三、李白在《凤凰台》等诗中自始至终均未用“秦娥”一词 ,而《寓言》其二中的“秦娥” ,则并非《忆秦娥》中的“秦娥”。四、李白集中的《三五七言》诗 ,属“声诗” ,与《忆秦娥》词调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