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

宋代周邦彦的清真词历来引人瞩目。但是,建国后关于周邦彦及其词的评价偏低。在一般论者心目中,一是视他为一个生活放浪、格调低下的风流词客,一个与北宋末统治者一道“醉生梦死”(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639页)的“御用的词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614页).二是认为他是一个词作内容单薄、只追求形式的“婉约派”、“格律派”大师。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清真词开始重新予以注意。但     

“焉”并非兼词——兼论兼词形成的条件

文言虚词“焉”最常见的用法,是放在动词的后面指代处所、人事,放在形容词的后面指代比较的对象。清代学者把“焉”的这种用法训为“于是”;现代的学者又进一步称它为兼词。从训诂的角度把“焉”训为“于是”,“通古今之异辞”,当然可以;但按语法学的要求把“焉”定为兼词,却不可不慎重。兼词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它们是历史上的东西,不是后世的人们根据后世的语言习惯“分析”出来的。那么“焉”在历史上是否本来就是一个兼词呢?我们说不是。因为在“焉”的上述用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找不到形成兼词的根据。     

孔融文风论——兼论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原因

建安文风有两大趋向,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孔融为后一趋向的先导者。孔融文风的通脱、华靡,显现为气势雄迈、文辞典丽。其文风的形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壮节名士,具有崇尚遒丽之美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其次在于他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其中包括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对汉末人物品评艺术的吸纳,对以班固、蔡邕为代表的东汉儒家散文艺术传统有选择的继承。孔融文风能领建安文风之先,重要原因是它符合汉魏以降散文由质朴转向华靡的大趋势,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审美心态和众多文士为诗为赋为文抗音吐怀、梗概多气、词尚华丽的艺术趣味     

试论学风与文风的关系--兼论毛泽东文风观的基本特色

与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密切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文风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学风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文风的辨证统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要条件;是整顿党风、增强共产党员党性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     

豪气淋漓 高腔镗鎝——陈亮词论

<正> 陈亮(公元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下笔数千言立就。”陈亮写过大量的政论和诗词,他的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的传统,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珍品。本文拟对陈亮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以及在宋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一论析。一陈亮的词,数量虽少,却很精粹。其中不少篇章,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豪气淋漓,高腔镗鎝,是陈亮词的主要特色。陈亮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当时北方半壁河山为金人所统治。南宋朝廷岌岌可危。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义愤填膺,要求保卫疆土,收复失地。但是南宋王朝却苟且偷生,偏安江左。对外奴颜卑膝,屈辱求和;对内压制排斥、摧毁打击爱国志士。在这种情况下,陈亮虽属于草野,六达帝庭上书,力排众仪,倡言恢复“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却终因投降派的阻挠而     

宋代豪放词风的创立及其特点——兼论苏轼的词史地位

宋词群星璀璨,在我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宋代"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坛的一大转折。而苏轼无疑是"豪放"派的创始人。他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萎靡不振的词风,突破了词为"艳体"的传统观念,扩大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使词沿着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苏轼的"豪放"词,以博极雄大的才华,开阔坦荡的襟怀以及意气风发的生命活力,取代了传统"婉约"词的统治地位,极大地征服了读者。     

论辛弃疾农村词的词风

一对于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论者往往只注重他的政治抒情词。辛弃疾的门人范开称他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近代大词论家王国维也说,“南宋词人,白石(姜夔)有格而无情,剑南(陆游)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稼轩)耳”。建国以来,对辛词研究不但论者众,论著多,而且研究范围亦日趋扩大。但从总体上说,众多论者除了评价辛词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等政治内容外,依然多是对前人观点的再阐发。对于辛词的词风,古今论者虽也承认他的变异多样,但都忽略了对其农村词词风的研究。其     

苏轼豪放词风形成初探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人,在词的发展史上有重大的贡献。他把词从表现男欢女爱的狭小格局里解放出来,扩大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和格调,给原来只在歌楼酒馆中演唱的艳科词以新的生命。一句话苏拭打破了词的狭小范围,把词引向了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苏词的伟大贡献,也是研究苏轼豪放词的着眼点。     

陈维崧词风形成的文化背景考察

本文是文化分析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一次尝试 ,选取的是词这一文学形式 ,因为它特别适宜于表现幽微隐曲的意识深层的情感内容 ,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分析往往流于浮泛。本文通过家庭背景、时代烙印、地域文化和个人性格几方面的考察 ,试图还原词作者的文化生态环境 ,以求更准确深刻地把握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这个中国词史上“填词之富 ,古今无两”的词人通过作品自觉和不自觉地表现出的幽微情思 ,从而理清陈维崧词风形成的原因     

论李清照词独特的淑女情怀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才华绝代的奇女子,是宋代词坛上一大家。其词无论是写前期日常生活、爱情婚姻,还是写后期飘泊零落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淑女情怀,反映出一个文化女性悠闲风雅而又心系家国的人生志趣。     

论晏殊寿词的独特之处

寿词作为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应用文体,受到形式、内容和对象的限制,决定了其庸俗的一面。北宋词人晏殊有30余首寿词,虽不能避免寿词本身的局限性,但是晏殊以其极高的才情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其寿词带有独特、创新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在寿妻词中流露的真挚情感,以乐景衬哀情,善用秋景作陪衬的写作手法几个方面。     

评王力的同源词与同义词关系论——兼谈同源求异法

王力很有影响的《同源字论》,将同源词与同义词论定为有从属关系:同义词是同源词中占很大数量的一类.这是违背事实的误断,并且所主同义词完全偏离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义相同"观.此论对同源词研究与同义词辨释都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实,同源词与同义词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语言现象,两者在组合的性质特点、标准以及研究目的、方式上都不相同.但它们有渗透关系,两种研究也能相互作用,主要是同源词研究对同义词辨释的作用,同源求异法--异形求义法与声符求义法,是对同义词辨释有独特作用的重要方法,探讨同源词与同义词的关系的重要意义,就要认识两者的渗透关系和同源求异法.     

论张炎词风与姜夔的异同

张炎是由宋入元的大词人,他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四十多年,主要作品都写于元代。他写过《词源》一书,是填词的理论著作,提倡“清空”的风格: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又说:     

论秦观词风的转变

在刘熙载和王国维眼中,秦观词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刘熙载认为,秦观的词风妍幽趣清新,而王国维认为,秦观词风凄婉凄厉。笔者结合秦观的人生经历则认为,秦观从科考到出仕以及被贬,其词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变过程,包括耕读与漫游时期的专主情致、抒情深婉词风阶段,如越省亲与再次应举时期的言情之作,旖旎传情,缠绵哀怨;登揽抒怀之作,词情浓郁,收放自如词风阶段,到为官初期的更绮丽、更深婉词风阶段,最后到被贬之后的凄婉、凄厉四种词风阶段。笔者认为,除人生经历等客观原因之外,性格上的脆弱和女性化的气质两大主观原因是影响秦观词风转变的重要因素。     

对“白石脱胎稼轩”的商榷——兼论姜夔词风的渊源

周济认为白石脱胎稼轩,此说非妥.姜夔与辛弃疾有声气相通处,但总体上说异多同少,辛弃疾并非姜夔渊源所自.周邦彦对姜夔影响较大.姜词独特风格的形成在技法上从周邦彦入,从江西派出,在精神气韵上是寒士狷洁人格与南宋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温柔的慈悲——论蒋捷词独特的艺术魅力

生活在宋末元初的蒋捷,流浪隐居,入元后终生不仕,抱节而终。他的词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是选择漂泊还是流浪的问题。追逐理想与生计艰难的矛盾使他在感叹生命与时间的不可知中,表现出一种独立的人格和慈悲的生命观。他的词不能简单地归为姜派或是辛派,恰恰是他的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使他的词在南宋末年的词坛中独树一帜,尤其是抒情小词在清丽中富有情趣,甚至有了由南追北的风向。     

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差异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文学 ,存在北方朴质雄厚、南方清丽柔媚的风格差异。但魏晋以前南北文化并无此种差异 ,柔媚清绮之风是由北方士族带至南方的 ,文学走向独立后在当时审美风尚导引下一直沿着追求艺术美、形式美的道路发展 ,并直接受到道、佛思想的影响。而北方文学发展落后 ,又受儒家思想制约和影响。     

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

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当代性、开放性,使其有关叙述在时序上较多地关注现实和未来,显现出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预设”性的特征。而从空间结构来看,它的两岸三地的复杂构成,日趋强化的外部国际背景以及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一体化机制,在给文学叙述增饰浓重的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