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批评所作的批评——谈文学批评在90年代里的三个错误倾向

经过了８０ 年代的火红日子, 走进９０ 年代后, 文学批评呈现出了一种“冷落、疲惫”局面。９０ 年代批评之所以会被大众 “抛弃”, 其根本原因在于９０ 年代批评抛弃了大众。一种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的批评困境, 是９０ 年代批评贵族化的“追求”结果, 批评要想走出９０ 年代困境, 除了放下架子走向社会, 贴进文学生活而别无他途     

美国教育改革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共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它们分别是：50年代的新课程运动;60年代中期的促进教育机会平等运动;70年代的恢复基础教育运动;80年代的学校重建运动;90年代的教育选择与国家标准运动;21世纪初的学校教育与工作需要相结合运动。这些教育改革运动由于集中受到美国的宗教方式、政府的介入、当代教育思潮、各种利益集团和组织的参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启示

香港图书出版业始于 184 3年 ,经历了 2 0世纪 4 0年代、 6 0年代和 80年代的三次重大发展 ,现已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 ,位居世界前列。其历史发展与经营现状 ,可供中国迈向世界出版大国提供借鉴与启示。     

论发展观的演变

发展概念的内涵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演变和深化。 2 0世纪 50年代一般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 ;6 0年代则认为发展包含增长加结构变化 ;70年代转到强调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问题的改善 ;80年代把注意力转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而进入 90年代以来 ,发展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大大拓宽了 ,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环境的改善 ,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改进。总之 ,2 0世纪 90年代的发展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即以人为本的发展。     

谈中学英语的合作教学

合作教学(cooperativeteaching)于2 0世纪70年代初源于美国,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它是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2 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也出现了合作教学的研究与实验。合作教学不但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思维能力、自尊心、自信心、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心理健康、社交能力等的培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实施合作教学的目的在于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改变学生被动接受语言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语言知识并综合运用的机会,促进…     

现代主义:本土的话语

本文讨论了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历史语境的复杂互动。认为,不能简单地复制欧洲文学史的叙述线索,将现代主义视为文学进化的一个必然环节。本土特殊的问题结构制约了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论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主义观念的拒绝和接受,并且指出后殖民理论语境中与现代主义对话的三个前提条件。     

歌词对当代新诗的启示与救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与歌词越来越走向分离。此后,虽然新诗在8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繁荣,但从90年代开始逐渐无人问津。相反,歌词却乘着音乐的翅膀翱翔,并与时代一同前进。因此,当代新诗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歌词的时代性、民族性、音乐性、意象性等方面获取有益的启示。     

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心态与叙事方式

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放逐与回归的心态,呈现出思乡与归乡的叙事方式;3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与京派作家的超脱心态,形成了激愤与宁静的叙事方式;50年代翻身当家作主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翻身叙事与颂歌叙事两种模式;80年代回忆与反思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90年代强调生命体验与融入野地,呈现出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0世纪乡土文学具有由个人化叙事向民族化叙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两种叙事方式、创作的手法呈现出不断开放与丰富的趋向.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在不断发展兴盛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

美国的中国学发轫于 2 0世纪 60年代、发展于 70年代、兴盛于 80年代、繁荣于90年代。其间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的交互影响贯穿始终 ,对中国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 ,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教育和美中关系的讨论。 70年代标志着中国研究的细分化 ,学者的目的性更强、更明确 ,参与设立全国性组织 ,致力于推广、普及中国文化的公共教育、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 80年代中国学在美国大学机构化与学科化 ,而这一进程却是以中国学学者从公共事业和政策部门的淡出为代价。9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学科专业化和国际合作。     

杨庆堃的社会学研究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从19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的系统调查,到1960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从1940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到1970年代对晚晴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