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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8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0月13日公开宣判"百名红通"1号人员杨秀珠贪污、受贿案,对被告人杨秀珠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追缴杨秀珠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26,399,455元。     

“转让”还是“侵吞”?

涉嫌侵吞1．16亿公共财物?这个巨额数宇使原温州建设集团总经理余小唐案,成为建国以来全省最大的一起涉嫌贪污案。作为杨秀珠系列腐败案件的一部分,该案所受的关注也非同寻常。     

一面反镜:杨秀珠现象

随着“杨秀珠案”的深入查处,一个又一个腐败者被置于阳光之下,然而,围绕杨案背后的深层拷问——比如官员的监督机制、选拔机制乃至查处机制——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利剑高高悬起──世界反腐败大扫描

利剑高高悬起──世界反腐败大扫描山泰贪污和腐败这两大社会毒瘤，古已有之。时至今日，贪污和腐败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猖獗，为害匪浅。许多国家深受贪污、腐败之苦，不得不开展反对贪污图败的斗争。目前，这一斗争已从一些贪污腐败盛行的不发达国家扩展到贪污腐败十分猖...     

再说杨秀珠现象

“杨秀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被抓了!”——这是五月中下旬,温州民间流传的有关大贪官杨秀珠的最新新闻。那十几天,温州可有点热闹,不论是朋友相见,或者是亲戚同事相见,或者是山友、病友、网友闲谈,都会说上一句：杨秀珠在荷兰被抓了。有的人还会补上一句：这不是官方消息,但属确凿消息。     

哪来的"时间差"?

<正>2003年4月20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与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登机出逃。他们取道新加坡,奔赴美国。杨秀珠任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时,在她的安排下,她的弟弟杨光荣出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3月10日杨光荣已涉嫌受贿被逮捕。在杨秀珠的授意下,温州华盖山东麓原温州动物园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从监察的主客体一体化角度看清代督抚贪污之弊

吏治败坏是封建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和表现。清代集历代政治体制之大成、惩历代政治体制之流弊,但仍不免于吏治腐败,这集中表现于督抚贪污。清代督抚贪污是多种因素综合而导致的,而监察的主体和客体一体化则无疑是导致督抚贪污的重要制度缺陷。以史为鉴,研究清代督抚贪污的制度性因素,对我国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黑色腐败”诚可恨 “灰色腐败”更丑恶——张井教授痛陈权力加入市场的危害

现在反腐败斗争应该把反“黑色腐败”扩展到反以权力介入市场为特征的“灰色腐败”。这是在2月18日广东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旁听人员座谈会上,省商业学会副会长张井教授的一番耿耿诤言。 张井说,现在的反腐败斗争只反到“黑色腐败”——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这还远远不够。“灰色腐败”的形式很多,其中     

薄熙来案庭审纪实

国徽高悬，法庭庄严。2013年8月22日至26日，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     

从黄海受贿案看“期权交易”

权力场上“期货交易”，一般是在官员们离开政坛才开始收取回报，本刊上期刊发的玄武区孝陵卫办事处原副主任黄海受贿一案，正凸显出权力“期权腐败”这一腐败方式新特点。如何看待黄海受贿一案？权力“期权腐败”又有怎样的特点？如何预防权力“期权腐败”？又如何彻底铲除权力“期权交易”腐败？玄武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张萍给我们带来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

乾隆朝官员贪污现象严重,乾隆惩治贪污的决心和举措也大而多。但即使是像浙江平阳知县黄梅的一桩勒派入己案这样并不复杂的案件,也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户部尚书曹文埴与浙江学政窦光鼐在查办此案中发生意见分歧,彼此争相利用民意作为政治资源,塑造出民意的不同版本,真实的民意表达又不能顺畅上达,导致该案的审理屡经变易。案件虽然最后得到审结,但漫长的过程本身却提供了贪污得以存在的土壤,乾隆朝贪污惩治机制所发挥的效果十分有限。     

试论贪污罪与受贿罪

贪污与收受贿赂是剥削制度所固有的不治之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反动统治机构内任职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中贪污受贿成风。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997页)贪污受贿     

略论朱熹与“庆元党禁”

南宋中期，朝政逐渐腐败，奸佞窃权，官吏贪污，农民起义。朱嘉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纠弊的主张，却遭到奸党们的忌恨。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外戚韩胄，为专擅政权，排斥异已，打击以朱熹为首的理学群臣，大兴伪学之禁，史称“庆元党禁”。这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廉政势力和腐败势力的斗争，它体现了朱熹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严惩贪污等历史教训。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微权腐败治理及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微权腐败滋生,表现为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经济上的贪污营私和生活上的奢靡堕落,严重影响了边区的政治生态和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建立民主监督制度、财政制度、以俸养廉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治理基层微权腐败,取得了积极成效,对新时期的基层微权腐败治理有重要的启示。     

从严方能治腐

北宋初年的名臣张咏,生前政绩卓著,特别是以执法严明而留名青史,他最痛恨为吏者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家财物,如果发现属下有这种行为,总是严厉制裁。张咏做益州知府时,有个属下的官吏贪污公库财物,张咏就下令在他脖子上戴上木枷,然后押到集市上去示众。     

试论中国古代吏治的腐败及其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腐败是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卖官、奢侈等几个方面，它破坏了纲纪、法治，其结果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１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２在于封建的官僚制度；３在于封建国家的阶级实质。     

清代大贪官和珅家产考实

关于清代乾隆朝权臣和珅被籍没的家产究竟有多少,是清史研究者们常谈到的一个颇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官书对此记载不甚详细,私家著作则既互相传抄,更加之任意夸大,其数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实,提出来向大家请教。一、乾隆朝后期贪污成风与和珅的关系清代到了乾隆后期,反映这个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现象之一,即充斥全国的贪污案件。封疆大吏的贪蚀程度骇人听闻,而且几乎各省皆有。其著名的大案有:山东巡抚国泰案(乾隆四十七年事发);浙江巡抚福崧案(乾隆五十七年事发);江西巡抚郝硕案(乾隆四十九年事发);福建浙江总督伍拉纳和福建巡抚浦霖案(乾隆六十年事发);两广总督富     

反腐倡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加大反腐败力度,严肃查处腐败分子,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万庆良、王敏等一批大老虎,也抓到了一批隐藏得很深但贪污不在少数的苍蝇,取得了重大成效,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衷心拥护。但反腐防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尤其是在反腐败斗争高压下,有些人还在顶风作案,胆大妄为,我行我素。因此,反腐败斗争不应有任何松懈和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