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扭结与对抗的主体呼应——从戏剧冲突看曹禺戏剧模式的剧场性追求

曹禺的戏剧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这与他提炼的戏剧冲突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将戏剧动作和冲突建立在主体心灵中的生命期待与追求之上,形成一种生命依存与命运纠葛的关系.他将动作的外在对抗性和内在矛盾性的冲突过程予以精巧的编织,始终抓住蓄势、聚焦、节奏这几个关键词去营造更具艺术张力的戏剧冲突,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剧场性,对受众的情绪形成影响与控制,主导着审美接受心理.惟其如此,他的戏剧冲突形成了四个最能感染人的特征.     

命运魔力与剧场感应——曹禺戏剧人物描写的剧场性张力之一

人物命运的展示使曹禺戏剧产生了剧场性魔力.曹禺戏剧不仅集中表现人生苦难,展示人物命运的严重危机,在显示人物无助与无奈的命运状况中博取受众的同情心,而且大力渲染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展示人生的惊奇性,挖掘人物潜存的影响力,以充满主观理想与情致的书写来强化戏剧的吸引力;既着力写出人物苦难的过程,展示人物的命运发展史,在动态性和整体感中强化受众的审美注意,又注重对人物命运结局的直观性铺叙,以感性的艺术表现来加大戏剧的悲剧感,形成一种撞击受众心魂的艺术拉力.于是,曹禺的戏剧人物描写拥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论曹禺戏剧中悬念的剧场性功能

曹禺十分重视悬念在剧场性营造中的作用,他不仅在每一部作品中都精心设置了总悬念,而且巧妙地设置了小悬念,采取了四种基本方式,运用了三种技巧.这些悬念以戏剧人物的人生状态和命运遭际为基础,产生了诱人的剧场性张力.     

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结构模式

基督教文化对曹禺的精神人格有着广泛的影响， 这既体现在曹禺戏剧的创作模式中， 也体现在其戏剧的人物类型上。曹禺戏剧的创作模式可分为： 原罪意识与《雷雨》的创作模式， 世界末日情绪与《日出》的创作模式， 爱的教义与《原野》的创作模式， 人性重构与《北京人》的创作模式。其戏剧的人物类型可分为： 贪婪型、淫乱型、仇恨型、使徒型、市侩型、无辜型等。而在其中均可见到基督教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剧场”概念的引进与剧场观念的确立——重读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

周贻白借鉴西方的“theater”概念,最早开始探寻戏曲的剧场性特征.他的《中国剧场史》一书从“剧场的组织”、“剧团的组织”、“戏剧的出演”三个方面,首次对戏曲的早期剧场形态进行了总结.此外,周贻白还尝试将中国剧场置于世界剧场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予以考察,通过关注外来舞台风气对国内剧场的影响,寻求戏曲与其他国家戏剧在艺术审美上的差异性与互通性.     

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以《北京人》为例

自觉地向契诃夫学习，使自己的创作向更加完美方向发展的，首先是曹禺。曹禺不仅欣赏契诃夫的戏剧，而且深得契诃夫剧作的精髓，向更生活化的契诃夫戏剧学习，改变了自己戏剧创作的风格。     

关注女性命运 展现人文情怀——从曹禺剧作中的悲剧形象看曹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曹禺先生在他的剧作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有以侍萍、愫芳为代表的温柔贤淑、善解人意的传统型中国女性,也有以蘩漪和陈白露为代表的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充满现代气息的异类女性形象,正是在这类女性形象身上,寄予了作者对女性境遇的深切体验和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考,展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人文情怀。     

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论戏剧演出中的幻觉性与剧场性--兼谈黄佐临、马也关于"幻觉"的讨论

本文在讨论幻觉的基础上对幻觉性及剧场性内涵作了一番梳理。幻觉性与剧场性皆有积极性与消极性之分。幻觉性与剧场性并非“冤家对头” ,而是相反相成的。抛弃剧场性的幻觉性与抛弃幻觉性的剧场性的结果都一样 :只能取得消极性的效果。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只是消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 ,而积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之间是完全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未来戏剧演出的发展必然是在将消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 ,积极性幻觉性与积极性剧场性的完美融合。这种积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的完美融合 ,已经出现于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李渔商业化戏曲创作追求成因探论

人们一般认为李渔“卖赋以糊其口”、率家庭戏班干谒权贵之门“打抽丰”的做法是其品性低劣的表现 ,作者则认为李渔商业化的戏曲人生之路既与他内在的秉性有关 ,也与他的人生历程及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背景有关 ,他商业化的戏曲创作追求是他仕宦之道破灭后力求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一种特殊方式     

论《雷雨》的“恋母仇父”情结——兼谈曹禺创作《雷雨》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雷雨》中的主要人物周萍、周冲、鲁大海都有不同程度的“恋母仇父”情结。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 ,这种情感与曹禺的自身情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有其童年记忆的留存 ,又是民族历史深远悠久的“集体无意识”的复活。因此这种情感是神秘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作用的结果     

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下)——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鲁迅、曹禺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对父子母题的处理及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内涵。父子母题的处理在新文学中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意义:它既背负着反传统的精神使命,又融入了日常亲情和人生伦理的意味。这种取向的混杂使其意义显得隐晦难明。因而,疏理这种意义隐晦的情形,并借此揭示新文学在精神开掘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就成了文中之旨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霍小玉传》引诗改字释论

唐传奇《霍小玉传》所引诗句“开簾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原诗文字有出入,是作者蒋防有意为之。引诗改字为与小说实景及情节相照应,造成诗谶线索,暗示主人公命运,由此可深入认识《霍小玉传》命运悲剧思想。由引诗可进而思考《霍小玉传》所受《莺莺传》之影响,《霍小玉传》反思当时中唐士人婚宦问题,对人性与社会之矛盾有更深刻表现,小说将主人公遭遇归委宿命,悲剧精神尤为显著。     

马克思论东西方法律文明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东西方法律文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亚细亚型＂、＂古典型＂、＂日耳曼型＂三种法律文明的论述中。在马克思的眼中,土地共有、专制制度、村社制度为＂亚细亚型法律文明＂之特征,城邦制度、公私财产分立、政治民主为＂古典型法律文明＂之标志,而＂日耳曼型法律文明＂则以财产私有、家庭住宅经济、松散联合为特色。东西方法律文明既因生产方式不同而互有差异,又因共同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而统一,还因西方国家的侵略而互融。     

“殊途”,“同归”——曹禺与赛珍珠宗教观之探析

从曹禺、赛珍珠所具有的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视角出发,探析他们作品中具有的基督教思想资源。指出,出生和成长都没有离开中国的曹禺,本身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早期戏剧创作却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思想资源。     

曹禺《北京人》中封建制度牺牲品曾思懿的形象辨析

曹禺剧作中的资产阶级知识新女性和下层劳动妇女,都是在旧家庭旧社会中经历了悲剧命运,甚至旧家庭中具有一定势力的女性也难逃厄运。曹禺笔下的女性具有极其相似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情世界。尤其是《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对这个人物不能简单的给予否定,应放在具体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中具体分析,她成为封建制度牺牲品的主要原因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以及有陈腐的社会环境和悲剧的封建婚姻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