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语言学方法论中的两个问题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语言学中的重要内容。这部分内容,学员们学习起来往往感到不好懂,难掌握。本文就两个基本的涉及全局的方法论问题,联系具体事例进行分析阐述,以帮助学员们理解运用。1．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观念本世纪初期,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在其名著现代语言学奠基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共时”和“历时”这一对重要概念,提出语言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可以对语言开展共时研究,也可以开展历时研究,并且主张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描写共时的语言现象。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系统是不断发展演变…     

论索绪尔语言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主张采用共时性研究方法取代传统的历时性研究方法,深入研究语言与符号、语言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大变革,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方法也由此产生。文章拟以索绪尔提出的结构主义为依据,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角度分析该语言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和应用,揭示其研究特征,指出索绪尔语言哲学在中国仍然具有的研究意义。     

论汉语史研究的类型学方法

研究语言的目的是揭示语言规律,语言规律既可以从共时系统内部来研究,也可以从历时系统之间的演变来研究.但历时语言研究也存在着语言材料方面的诸多困难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历时语言学引入了类型学方法加以弥补.汉语史研究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它的最终研究目的是通过汉语的发展演变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引入类型学的视野,有助于汉语史研究更早为人类语言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探析

通过对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揭示了索绪尔的观点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索绪尔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的强调,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英语情态动词的时态表征

针对英语情态动词有无时态形式,这一语言学界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从形式表征和语义表征方面入手,借助语言学历时及共时的观点,提出并论证了情态动词在形与意都具有时态的特征.     

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

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高本汉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方面对汉语方言研究都有开创性,贺登崧的研究则主要是地理语言学,他们的方法可以互为补充。贺登崧所提倡的语言地理学注重语言事实的挖掘,展示与分析语言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高本汉则创造性地将欧洲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全面运用到汉语研究中,较好地结合、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方法又反过来影响了一批中国的语言研究者,使他们在音韵学和方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大量成果,这是贺登崧不能相比的。     

索绪尔语言理论探源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界影响深远,备受后来者推崇.然而,回溯语言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并不是完全由他本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继承和借鉴前人及同辈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而形成的.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语言符号现、语言符号任意现及语言和言语、共时研 究和历时研究的区分在德国、法国、美国、波兰等都有其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根源.     

一个被遮蔽了近百年的命题——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时空观

对索绪尔语言观中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等区分理论以及语言内部组织的横向组合关系与关联聚合关系,所有的语言学研究者及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都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发展到21世纪的现代语言学却还没有意识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时空观的存在。本文作者认为,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整体结构的失语遮蔽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的重要线索,更导致理解与阐释上一定程度的混乱。本文的目的是清晰界说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时空观———它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内涵与外延。     

汉语方言学与音韵学研究方向的前瞻

我的研究方向是方言学与音韵学,所以我只能讲一点本行的内容。一、历时与共时的结合语言的共时与历时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棵树,从小到大是历时的生长过程,树干的每一个横截面就是一个共时平面。没有共时平面的详尽研究,就不可能知道演变的历时过程,所以,从索绪尔以后,语言研究的兴趣转向共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共时研究,已经为历时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近些年来,西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流派,显示了语言学家们对历时研究的注重。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拉波夫、王士元等人的音变理论对中国音韵学与方言学的影响。这些…     

话语信息研究的功能与认知取向刍议

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关注话语信息研究,但二者的研究思路和侧重点不同.功能取向的根本出发点是,语言的形式表征由信息意图所驱动,信息包装的需要是语言历时和共时演变的深刻动因.认知取向则致力于人脑的认知加工过程,在某些方面能够为功能取向的研究提供更加深刻的心理学解释,而在另一些方面又与功能取向的某些研究成果观点相悖.两种研究取向在理论上存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但在具体研究中究竟如何取长补短,还需要进一步的方法论方面的探索.     

语言学与结构主义

语言学在发展到现代时期之前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由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贡献进入了现代时期,即结构语言学时期。他的主要观点为四个二元对立: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和历时以及组合和聚合。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引起了法国巴黎60年代的结构主义革命以及西方整个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但结构主义最终衰落。两个主要原因是:(1)自身有缺陷并无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2)应用过于宏观化并陷入形而上学泥潭。     

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妙喻(之二)

语言与下棋比之语言的运用，单个的词就如单个的棋子，不具有价值，不是实体；只有当某个棋子按照它与其他棋子的关系去走，才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才是实体，语言的请单位，只有在语言系统里活动才具有价值。比之语言的演化与研究，全局棋的走法如语言历时态，静止的一个棋阵如共时态，历时态就是从一个共时态进入一个新的共时态，共时研究更重要．做棋子的材料、棋法分别对应于语言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内部研究更重要。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妙喻(之二)     

谈谈古汉语专书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

专书语言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石.共时专书语言研究可描写出断代语言的全貌,历时专书语言研究可反映语言的历史发展.共时专书语言研究和历时专书语言研究综合起来可建构以个体独立的专书为点、以同一时代的专书为纬、以同一地域时代连续的专书为经的立体专书语言研究网络系统.专书语言研究要重视语言现象的“大同”,挖掘其“小异”,不能以语言的“主体”代替“全体”.专书语言研究的必备条件是:穷尽性描写,定量定性分析,比较互证.     

语用学研究新取向：文化语用学研究

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视野体现语言研究从封闭式的语言系统观向宏观的文化视野转变.它融合文化语言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文化、思维、认知等层面审视文化语境下语言使用所体现的文化信念系统、文化交际规范、文化表达系统,并探索其中的运作机制与原则,从本质上思考语言、文化、认知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以历时和共时的方式观照和描写民族语言,从而全面解释文化语境中语言使用的规律.     

戴庆厦的民族语言学理论思想初探

戴庆厦的语言学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藏缅语松紧元音学说,结合语音和语义进行藏缅语法研究的理论.(二)少数民族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应正确处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关系:语言共时描写研究与历时比较研究的关系、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模仿与创新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三)民族语言研究应服务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应重视语言的应用研究,如民族双语教育问题、民族语言濒危问题.     

语言传播媒介及方式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其传播媒介及物理方式必然对语言本体有塑造作用。语码对信道的适应这一特点,可以通过解析语言传播物理信道的结构得到探究。通过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具体分析,这种对适应过程的探究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可以增强我们分析语言变体的宏观把握力。     

语言研究的又一层面——探索语符背后社会因素的印迹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同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分不开,语言学也不例外。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语言学界欣然接受了他关于“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一般习惯于把语言看作一个音义结合而又分层组装的符号系统,并根据索绪尔的主张,倾注全力对这个系统内部各种结构关系进行共时的静态研究和描写,以求达到“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科     

共时观与文学研究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作过这样一个比喻 :语言好比一张纸 ,思想是其正面 ,声音是其反面。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 ,思想和意义 (概念 )是传统历时性语言学阐释的对象 ,而作为语言视听成分的能指则是共时性语言学关注的对象。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认为 ,语言的这两个方面不仅是一种不同的哲学、而且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点。索绪尔对语言学进行的结构主义革命 ,就是把他的理论建立在语言的一个系统———共时性系统上的。共时性不仅支配着结构主义的语言学革命 ,而且对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具有重大作用     

论特里尔和魏斯格贝尔对语言场理论的贡献

特里尔对语言场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这一理论,指出了语言场的一些特性,并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魏斯格贝尔对语言场进行分类并举例说明,特别是加深了对德语的理解.通过对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虽然出发点和目标不同,他们都为语言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无生命名词与抽象名词语法性别形成的理据

名词语法性别为约定俗成,但约定并非等于无理。即使是无生命名词与抽象名词,其语法性别虽无自然性别基础,其约定过程也有据可寻。本文旨在结合法语、俄语、德语以及梵语等印欧语言材料,探讨此类名词性别标记约定过程的理据性。文章认为,理据性有单一性和多重性之别,而所谓无理实属表象,是多重历时理据在共时交叉的结果。历史语言学关于语法范畴演化进程研究的一个根本任务,即是对有关理据做出分门别类的梳理。理据性不等于普遍性,不同语言其性别范畴的划分依据,有共性更有个性,有客观性更有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