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与反思：刑事辩护的困惑－－以律师会见制度为基点

律师会见制度是一项关键的刑事辩护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刑事辩护之门".我国当前律师会见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制度缺损和观念抵牾;权利配置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失衡,辩护权有限及辩护性淡化;程序安排的可实践性受损及可预见性缺失;司法实践中则呈现刑事辩护的权利叙事障碍和权利行为的"戏剧性"态势.以律师会见制度为基点,得以透视和反思我国当前刑事辩护的困惑.     

刑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律师执业权利在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权利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实现了与律师法的有效衔接,使得刑事律师的执业权利得到进一步明确。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司法的限制,刑事律师执业活动中"三难"(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有必要制订刑事案件律师执业细则,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发挥刑辩律师作用,维护刑事司法公正简

本文在探讨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律师自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开展工作、充分行使律师会见权、充分行使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注重在法庭审判阶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四个方面论述，阐释了律师充分发挥作用，维护刑事司法公正的途径。     

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与司法公正——来自法律职业群体的调查报告

就我国刑事程序中的律师辩护状况,对广州地区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及律师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1）律师介入程序的时间;（2）获得律师帮助的知情权;（3）中请会见律师的时间;（4）律师会见中的监听;（5）被指控人在程序中的人身权利;（6）律师对被指控人的人身保障;（7）被指控人对律师的安全信赖;（8）律师对刑讯逼供的态度;（9）律师在程序中的特权;（10）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伦理判断。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表明：1996年以来,我国刑事程序中律师辩护功能趋于扩张,被指控人的程序权利、人身权利有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要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合理诉讼结构,实现司法公正,仍然需要司法体制和刑事程序制度的进一步改良。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刑辩律师执业风险与防范

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源自于法治观念的缺失、司法制度设置的缺陷、刑事立法缺陷以及执业律师自身的执业水平与防范意识.为此,防范刑辩律师执业风险重点应从树立保护人权的法治理念,保障控辩平等、完善刑事立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规范执业行为等方面入手.     

基于新《律师法》视角的刑事辩护中“三难”问题解决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维护律师权利”成为此次修订的重要部分，由此，刑事辩护长期面临的“三难”——阅卷难、会见难和调查取证难，有望得以缓解。本文阐释了此次修改《律师法》对刑事辩护“三难”问题的影响和新法实施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等相关问题。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结构反思与调整

刑事制裁体系结构是刑事制裁发挥功能的制度基础。我国整体偏重的刑事制裁体系结构存在方法相对单一、刑罚单极化结构较为封闭等问题,这与目前轻罪、法定犯、危险犯增多的犯罪化趋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实务中轻罪案件比例上升的趋势不相适应。刑事制裁体系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可从刑事制裁范围的合理圈定、刑事制裁体系的轻缓化和非监禁化、建立保安处分制度、优化非刑罚处罚方法等措施入手,建立“横向多轨,突出两极”的更具开放性的刑事制裁体系结构。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法规梳理与司法实践考察

我国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十多年来，立法机关积极推进出台了一系列新规范，实务部门抵制过多，导致落实不力。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实是：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分野颇大，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还需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走样亟待落实；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应有权利于法无据、既有权利难以落实而依然难有作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立法规范和制度实践两方面着力推进。     

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设置机理、缺陷与完善

辩护律师阅卷权是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控辩平衡原则、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以及庭审公正效率原则得以实现的保障。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阅卷的时间、范围,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很可能只是一个摆设。为此,应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辩护律师阅卷权予以相应的完善,以真正实现法律公正。     

法律生态化视角下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构建

法律生态化关于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在立法倾向上以预防优先的观点对于目前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我国现行"律师协会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下,通过借鉴国外律师惩戒制度的先进经验,健全和完善一个统一高效、公正公平的惩戒制度,极具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法治课题。     

梁白云岩四川盆地鱼洞储层特征及控制因素

现代职业活动充满伦理冲突,而其中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在近年来尤为令人瞩目,其职业活动不仅时时面临两难选择,还会经常处于与社会大众伦理严重冲突的状态。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来讲,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所追求的一系列价值之间的冲突,包括忠诚与正义、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正义与功利的冲突。由此着眼,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救赎之道主要有两条:价值冲突的避让和平衡。     

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王国立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旧制度并延续至今。     

论我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为视阈

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深刻的内涵和价值基础。随着新的《民事诉讼法》以及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的颁布,我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得以充实和发展,但是在立法和实践中仍然暴露出很多不足：一些规定尚未清楚明确,委托代理范围过于宽泛,律师和公民代理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因此需要对其加以完善,修订司法解释来明确概念,逐步确立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规范律师代理制度和公民代理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推理客观性的法理探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规范法律人思维的的技术性工具,其客观性是法治理念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科学地阐释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内涵,对于完善法律推理理论研究,规范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从纯粹的逻辑分析拓展至价值领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客观性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推理客观性实现的最理想状态是,形式规则与自由裁量呈现适当高度的动态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少而正面价值最大。     

新《律师法》语境下改进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这给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国检察机关应准确理解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拥有的各项权利的真正含义,结合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改进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使之适应新的形势。     

论律师信义义务

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代理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民国时期律师公费制度初探

律师公费制度是保证律师制度正常运作、维护律师在社会上良好形象的重要制度.民国初期,作为律师主管部门的司法部制定了律师公费标准,各地律师协会在此基础上以制定会则的方式确定了律师公费的最高限额.虽然律师公费有部定标准,但各地公费标准并不相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不同律师之间也因声望、资格的不同,其收费也不同.地域与时局、律师的地位与声望、案件的性质与难易程度、当事人的经济条件以及案件的类型等都是影响律师公费标准高低的主要因素.尽管律师之间的公费差距很大,但这一制度仍保障了律师这一阶层中的多数处于社会阶层的中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