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惜春的悲剧美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红楼梦评论》)莱辛认为:“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汉堡剧诗》)如果说整部《红楼梦》是由一首首人物命运悲剧小诗组成的长篇悲剧组诗,那么惜春的悲剧则为其中一首独有特色而又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诗.它像一朵洁白的茉莉,即便折离枝头,仍馨香沁人,诱人怜惜.惜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红楼梦》第二回)她的出身,比之二小姐迎春、三小姐探春都要高贵,她是和元春一样的正派小姐.可是,她和元春的处境又不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试论《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是清末文艺批评家王国维。他认为《红楼梦》属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叔本华说的第三种悲剧。叔氏所谓第三种悲剧,是指这种不幸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它既不需要一种绝大的错误或意外的事变(如第二种悲剧),也不需要一种险恶透顶的个性(如第一种悲剧),而是那些普通的人在通常的境遇下,处于彼此相关的地位。于是,他们的地位迫使自己明明知道而且眼睁睁地看见,相互间造成了最大的损害,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错误的。据此,王国维分析产生宝黛悲剧的原因,第一是“贾母爱宝钗之婉     

良辰不再 好梦难成——对宝黛悲剧成因的解说

名震中外的《红楼梦》问世后,有关宝黛爱情悲剧及其成因,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如何认识这一悲剧及其成因,虽然不少人都曾作过有益的研讨,发表过有益的见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已进入探讨目标的终极。我们推断:宝黛间年少相依,耳鬓厮磨,以一生最     

高颚续书有创造性的贡献

一七九一年高本《红楼梦》问世,引起了红学家、红楼梦研究者和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如何正确评价高续书的功迹是非,《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艺术倾向,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大体上可概括为基本予以肯定和彻底予以否定两种意见。清人裕瑞在《枣窗闲话。程伟元续〈红楼梦〉书后》中说:“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考无疑。”又说:后四十回是“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近作中也有     

宝黛钗爱情悲剧与清代官场文化

王国维品评《红楼梦》:"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金马玉堂的悲剧世界,然在多层朦胧的悲凉之雾下,《红楼梦》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在小说创作时期清代的诸多世情文化,尤其以暗含深刻的贾家这个官僚本位的家庭为背景,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代表,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清代官场文化图。清代的官场文化与宝黛钗爱情悲剧相互映射,形成了一组奇妙的映照。     

论高鹗对《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深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一般指的是经高鹗续改过的一百二十回刻本系统的《红楼梦》。它是近两百年来《红楼梦》的通行本,自1791年问世之后即风行海内,各种有关《红楼梦》的其他艺术形式如曲艺说唱、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都从它脱胎而出。可以说,《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之所以被王国维推为“悲剧中的悲剧”、“彻头彻尾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是直接有赖于高鹗续改本之功的。在一百二十回的高鹗续改本行世之前,《红楼梦》的基本定稿只有前八十回,称《石头记》,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传播,然而如俞平伯先生所说,“自从乾隆壬子程伟元刻的高鹗本,一百二十回本行世以后,八十回本便极少流传”(俞平伯著《红楼梦辨》第8页)。八十回本的《红楼梦》是一部未完稿,其后面的部分一说被“迷失”,一说本来就没有写成;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前八十回原书的伏线和后人的考证、“探佚”,是可以了解后面几十回的大致情况的。     

林黛玉悲剧性格探析

《红楼梦》是一个大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其中最深刻、最发人深省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作为第一女主角的林黛玉更是深深积淀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浓厚底蕴。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以及形成她悲剧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其身世的影响;疾病的影响;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金玉良缘的影响等。黛玉的侠义精神及其理家才能也是她悲剧性格中的积极因素。     

贾母的烦恼

普遍的看法是贾母喜欢薛宝钗而不喜欢林黛玉，后四十回也据此写了贾母参与并支持“掉包计”，因而造成了宝、黛悲剧。本文认为贾母不可能、也没有改变对林黛玉的骨肉之情，是支持宝黛爱情的，并且与王夫人、薛姨妈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只是行文写得十分含蓄，需要“细玩”，方能领会出其中“趣味”。此观点促使对《红楼梦》中的许多内容和人物关系都要重新加以研讨。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曹雪芹宝黛爱情悲剧构思矛盾探析

近几年来,红学界对曹雪芹未完成的宝黛爱情悲剧结局的探索兴趣有增无已。似乎尚未写出的东西总是比已经写出的更有价值,而典范总是不可企及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和小说《红楼梦新补》就是这种崇曹贬高的学术思潮在创作上的反映。它们所进行的恢复曹雪芹原意的努力表现出对前80回典范地位认同和回归的强烈愿望。实践已经对这种努力的结果作出了回答,并且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曹雪芹《红楼梦》的“未成之恨”究竟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压迫,还是由于创作主体无法摆脱其自身的矛盾困扰?     

从宝黛爱情描写看《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有人指出:“关于《红楼梦》思想倾向的问题,是1954年讨论中遗留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能解决好,就有可能更深刻地阐明《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历史意义.”倏忽近卅载过去了.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编后记》中又说:“远在五十年代,曾有《红楼梦》是不是市民文学之争.可惜后来没有进一步展开,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获得彻底的解决.……希望能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注意.”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试论王熙凤

王熙凤在《红楼梦》里正式出场前,就有冷子兴介绍这位小说的重要人物:“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后来又有贾珍夸她从小儿“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越发历练老成了”。确实,对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曹雪芹并没有只把她作为一般的裙钗之辈来描写。把《红楼梦》看作只写家务事、儿女情的人,说王熙凤是什么“主妇性格的高度结晶品”,这完全歪曲了《红楼梦》和王熙凤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作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在王熙凤这个维护贵族大家庭利益的贾府当家人身上,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反动本质的若干重要方面,通     

“宝黛合一”简论

先就题目解释几句。“宝黛合一”,是从俞平伯先生那个“钗黛合一”的模式套出来的。推想俞老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响亮的、醒目的、提纲挈领的标题,可以相当方便地称说他的议论文字,而该名字又相当准确地规范他的论说,表示他的研究是从《红楼梦》艺术描写的实际出发而得出的结论。果然,他这个“合一”说虽饱经沧桑,但仍然站稳了脚跟。我当然不能和俞老相比,但“效法乎上”的道理还是知道的。名为“简     

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熙德》结局的比较

说到悲剧,自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在欧洲剧坛上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悲剧通过“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好的人”的不幸遭遇,以引起观众“恐惧和怜悯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升华,从而获得教育”。悲剧的格局是情节“由顺境转入逆境”,一悲到底。《俄狄浦斯王》如此,《安提戈涅》、《哈姆雷特》等也是这样。这是悲剧的主流。然而,在此主流之外,欧洲悲剧也有象中国悲剧那样不一悲到底的,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高乃依的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

我写下的这个作为题目的问句,如要我回答,那么,我可以说:又能,又不能。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有愿试的,你可试试看;历史上也有人试过的,如程本《红楼梦》后四十回和其它续书,都曾假托雪芹。这可以说是“能”。但是,假托的这些东西,迟早会为人识破揭穿,鱼目焉能混珠?这就是“不能”。所以,我说“又能,又不能。”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