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妇女问题新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僭拟无涯”的突出表现。缠足的松动,贞节观念的淡漠,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一时蔚为风尚。正视这些新动向,有利于全面把握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迁。     

明代妒妇研究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女性教化体系,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但中后期社会"妒风"盛行。究其原因,中后期社会心学解放思潮和"尚情观"的兴起,女教书籍和戏曲小说的流行普及,女性知识才能的增加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都涌现出勇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妒妇。对明代妒妇,应辩证地看待,她们挑战传统的姬妾制度,成为时代先驱,但同时也是弱势女性的困厄之源。     

吴月娘的女贞观——关于《金瓶梅》的一个伦理符号学透视

《金瓶梅》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传统伦理道德沦丧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及明代中后期人性思想解放由于缺乏正确引导而产生的偏失。小说试图通过对女贞观念的褒扬来挽救社会颓风,但是从以吴月娘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形象对女贞观念的态度上看到,女贞观只是当时女性的一种生存策略,沦为空洞能指。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而言,吴月娘对女贞观念的维护又是女性集体失语与自我异化的悲剧。     

《客座赘语》语言文字史料评析

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了大量的明代中后期南京方言语音史料 ,记录了大量的词汇、训诂资料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当时南京方言的诠释 ,为研究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论唐代选官制度变革对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的影响

唐代选官制度经历了由前期重视出身身份到中后期重视科举考试成绩的变革,这种变革对唐代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士族女性在夫婿选择的价值取向上,前期重视门第出身,后期重个人才能。     

明中后期社会底层女性生活掠影——以《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记述为中心

张应俞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是一部展现明中后期社会风貌的防骗专著，其中不少内容描写了当时社会底层女性的生活与人生命运。在传统社会，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生活的窘迫及受教育机会的匮乏，社会底层女性的命运往往掌控于他人之手。轻视女性、卖妻鬻女、拐骗女童等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同时，部分底层女性为抗争命运的不公，被动或主动地参与设局以谋骗他人，这不仅使受骗者利益受损，更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明中后期社会底层女子的生存状态，凸显了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之于日常生活本身的悲剧性。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悲悯与救赎:女性性别自我指认的呐喊--王安忆、铁凝性爱小说合论

女性身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自我指认,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只有到了80年代中后期,女性的性别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王安忆、铁凝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来思索女性的性别境遇、女性的生命体验,为女人的性别本体复归而呐喊.女性意识由过去的搭载在启蒙话语里向女性自身生存体验位移.但她们的思索更多的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切入,其女性意识尚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还没有形成.     

明朝中后期女性婚恋伦理观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例

＂男尊女卑＂是中国千百年不变的封建伦常,女人在儒家的人伦秩序中被放置在＂从属＂地位。为了确保男性权力的绝对统治地位,儒家大儒为女性制定一系列道德规范＂。三从四德＂是其最核心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生命激情,将女性绑架在了男性视野下,成为可悲的附庸品。＂三言＂＂二拍＂充分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贞操观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明朝中后期的妇女逐渐摆脱了＂一女不可嫁二夫＂、妇女必须＂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贞操观念比以往淡薄,贞操不再是唯一严苛评判女性道德的准则。女性开始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从＂三言＂＂二拍＂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楼歌伎的婚恋观念进行分析,对明朝中后期妇女婚恋观加以阐释,从而得出当时妇女追求婚恋自由的合理性。     

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

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由建安时代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必然因素由建安的时代文化氛围所决定,偶然因素由发生在建安中后期的三组事件引发。五言诗最早的女性视角写作是曹丕与徐干。曹、徐之作,呈现了由男子视角向女性视角转型的过程。传为班婕妤的《怨诗》,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游戏里的诗性守望--转型期女性小说游戏笔法探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小说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提出挑战。不少女性小说家执迷于以游戏方式操练小说,从而颠覆了既往男性话语所指定的女性小说文体样态,为女性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表明了另一种向度。透过"游戏"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丰富的诗性内涵和神圣的目的意义。     

从伊丽莎白、简·爱、思嘉看西方女性的成长历程

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在欧洲大陆掀起了女权主义运动,为世界上女性同胞争夺属于自己的权利和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自此女性解放的浪潮逐渐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女性,女性逐步成长起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不逊色于男性,她们再次走上了社会舞台.伊丽莎白、简·爱和思嘉就是于各个时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女性主义思想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她们代表了女性的成长历程,是19世纪到20世纪女性觉醒的缩影.     

浅析《杨家府演义》女性群像出现的原因及影响

杨家将故事在明中期以前的流传是以杨门男将为主的,主人公包括杨继业、杨延昭、杨宗保等一批男性英雄,直到明代中后期的两部杨家将小说,才出现了杨门女将形象,特别是《杨家府演义》描写了余太君、穆桂英、杨宣娘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形成完整的女性群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杨门女性群像的出现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对之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实践——关于20世纪90年代“身体写作”的再思考

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思想界开始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影响到包括文学写作和研究在内的多个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90年代的"身体写作"从女性身体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表征实践活动,成为建构女性存在空间的起点,由此打破了历史主义的线性逻辑,进一步将空间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实践进行了相互的印证。     

反叛与交流——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的女性诗人回归女性自我,开拓出诗歌中的女性性别场域.女诗人通过女性主义诗歌的书写,表现了一种“反叛”的诗歌精神.女性诗歌的语言冲击构成了富有诱惑力的反叛,诗句的词汇摘选形成了富有熟悉感的陌生.女性诗歌通过黑夜意识的书写、身体的再发现以及情欲、生命欲等一系列以往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对话.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传递”与“交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最为珍贵的探索.     

生命原欲中女性自我形象的重铸

新时期女作家们的创作只有到了张洁的《方舟》,才开启了真正的女性性别意义上的创作起点,也标志着女性自我形象重铸的肇始。８０年代的中后期文坛上,在女性文学的小说和诗歌等创作中,陌生的女欲体验和隐秘的情感意向如破闸的洪水漫溢整个文坛。这一切显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长足进展以及女性意识走向成熟发展的趋势。但这部分创作难免不出现性爱悲剧性的结局,难免不以过多地描述女性的性力和原欲而“屏蔽”了所有的外在的现实背景环境及各种社会性因素     

晚明闺阁曲家群体形成原因初探

明代中后期,女性曲家的构成由元曲中清一色的风尘女子,一变而为风尘女子与闺阁女子并存的新局面,尤其在晚明还形成了一个闺阁曲家群体。这个新的曲家群体的形成,其原因在于:首先是随着理学思想约束的松动,使闺阁女性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并且能较为自由地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其次是晚明浓厚的曲学氛围为闺阁女性习染词曲提供了良好条件;再次是家庭成员的影响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最后是曲文学自身题材内容的变化使闺阁女性容易对其产生亲和感。     

明中后期佛道度脱剧的创作特点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思潮的涌动,出现了大量的佛道度脱剧的创作。有部分剧作依旧秉承了证佛理仙道和佛道度脱的传统。但是文人剧中的佛道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元以来明初“仙佛剧”有了很大的不同。与前代剧作相比,宗教理论性增强,故事性强,世俗性强,语多讽刺,构成了明代中后期佛道度脱剧的重要特点。     

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此观点现代学人多有论述。但人们对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很少予以关注。《世说新语》记载了女性大量的逸闻趣事,一改此前史书等对女性惜墨如金的状况,表现了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以及当时文学作品中大量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     

情欲、命运和破碎的社会学之歌 ——论《大渡河支流》的主题和人物

《大渡河支流》不是冯雪峰所说的描写和暗示农村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制度必将走向崩溃的社会史诗,而是发生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想框架里的女性命运悲歌,一首抒情史诗。但在具体的写作中,诗人又受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由此造成了矛盾和分裂,使得长诗成为了一首既有“五四”意义上的自然情欲和女性命运,又混杂了社会学主题的复杂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