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牧区藏族妇女生育、婚姻家庭探究

西藏自治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初步形成了与内地不大相同的工作机制、服务体系─—在计划生育与妇幼保健相结合的框架下，实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始终坚持“宣传教育为主，自愿选择为主，技术服务为主”的“三为主”方针。目前，藏族农牧妇女的生育观念发生很大转变，虽然与内地相比生育水平仍然偏高，但与以前相比已大大降低。目前的情况是：广大农牧区的藏族妇女迫切要求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然而由于资金、人员及交通条件的困难，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技术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藏族农牧妇女的需求。西藏地区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力发展地方民族经济，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的2007年基线和2010年跟踪数据中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妇女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重新架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当政策赋予人们生育二胎权利时,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当的确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时,妇女会进行理性考虑,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生育计划的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     

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构建模型,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众多因素中,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禀赋、资本禀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禀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将划分生育场域边界的地区变量纳入模型,显示不同区域间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别,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东北部地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未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制定、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及外来人口影响

文章对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进行了生育分析,按北京全市合计、本市妇女和外来妇女分别计算了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以求研究外来妇女对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失调方面的影响。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从承德地区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国妇女生育率便进入低水平状态,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形成低生育水平的因素及其机制的研究,同时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和考虑我们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何时进行调整,调整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而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笔者近年来对承德和邯郸农村地区居民的生育行为和意愿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使我们深入了解到实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地区居民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转变和现状.     

中国农村妇女就业与生育行为比较研究

应用“中国农村妇女就业和生育”抽样调查的数据,比较中国农村上海嘉定县、山西孝义县和陕西洛川县妇女就业状态、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妇女就业水平和生育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妇女的就业类型对生育行为没有影响;而妇女的男孩偏好对此有很大影响。这些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和执行程度以及文化特征显著决定了妇女就业和生育之间的关系。然而两种标准的假说：妇女角色不相容理论和工作机会成本理论,并不能解释这种关系。     

育龄妇女生育经历与其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妇女自身意愿,也就是妇女对子女需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妇女自身的生育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作用考虑进去。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甘肃省经济现状与妇女生育愿望

妇女的生育愿望,除了受旧的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同时受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方法诸因素的影响,1987年四月在我省进行的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资料清楚地反映了我省妇女的生育愿望。一、我省妇女多子女愿望强烈为了更好地了解妇女的生育和避孕行为,询问被调查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和男女偏好,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在调查的5754名妇女中理想子女是三个以上的妇女占调查妇女的71%,仅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本文使用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应用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对已基本完成生育周期且可生育二孩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以意愿生育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妇女地位、生育文化和生育意愿——以拉萨市为例

根据2004年拉萨市"育龄妇女婚姻、生育及家庭调查研究"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了拉萨市妇女的意愿孩子数和意愿性别比,主要比较了藏族妇女和汉族妇女生育意愿的差别,以及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妇女地位尤其是家庭地位的关系更大。     

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各种说法频出,有必要更广泛、深入的讨论。文章在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从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地区差异的角度,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并从多个侧面展开了政策思考。研究表明: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地区差异大仍然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基本特征,政策调整需要统筹兼顾。在"单独二孩"政策刚落地一年就做出政策"遇冷"判断不够审慎,过渡性的"单独二孩"政策发挥着向"全面二孩"政策接续的重要"错峰"作用。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要远比生育本身更广泛、复杂。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西藏拉萨已婚育龄妇女的婚姻与生育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8月在西藏拉萨市进行的15~49岁育龄妇女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拉萨已婚育龄妇女的婚姻、生育、节育、生育意愿及孩子价值,从中发现藏族妇女的生育观念较汉族先进。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中符合生育二孩政策妇女的分析,最大限度上剔除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并根据邦嘎茨(Bongaarts)提出的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建立模型,使用二元罗吉斯蒂克回归的方法来拟合,试图探索低生育水平下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现状及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