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泰州学派韩贞美学思想的审美模式

泰州学派韩贞的美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人格美学思想呈现为＂乐＂的审美模式。而＂乐＂这一审美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乐＂的审美人生态度,＂乐＂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行为方式。二是＂乐＂的审美人格境界,这种境界既是道德人格本体与审美体验工夫的合二为一,也是道德实践工夫与审美体验工夫的合二为一。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论王阳明悟道的三重体证——兼辨“神秘主义”论

理性主义哲学将王阳明乃至心学一系的悟道体验称作"神秘主义",认为所悟乃"纯粹意识",是"偶发""个性"和"主观"的,把握不到客观实在。然而,回到心学自身传统,阳明走的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直觉体证进路:他借助佛老的虚寂本体转向儒家道德本体,以"生生"统摄"虚寂",上达仁学,是为本体体证;又以解悟、证悟、彻悟为工夫次第,通过长期理论学习和现实磨炼,由渐悟而至顿悟,是为工夫体证;阳明久疑于"格物致知"问题,终在龙场大悟,由主体而上遂宇宙境界,是为境界体证。经此三重体证,阳明悟道体验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实践品质,其既不是所谓的"神秘主义",也非纯粹的理性主义,而是隶属中国哲学体证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诠释学背景下,应重新认识此一传统形上学的特点及意义。     

自身技术与精神境界——境界论视野下对西方哲学发展脉络的若干考察

福柯晚年提出的"自身技术"问题,若从中国哲学视角来看,可视作一种工夫论,但福柯这一学说的局限性在于,作为一种工夫论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其缺乏一种境界论的指导。境界论与工夫论二者是互相补充的,缺一不可,无境界的工夫论是盲的,无工夫的境界论是空的。从境界论出发,可获得考察西方哲学的一个全新视角。境界论问题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盲区。然而古希腊哲学仍具有境界论的维度,柏拉图、普罗提诺、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境界论方面亦以某种掌握智慧、具有美德之人为归宿。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境界论问题渐渐淡出西方哲学的视野。笛卡尔等人开启的近代哲学,其理性主义本身实际上包含两大前提:一,人具有某种自然光明;二,此种自然光明是可以自我扩展的。这两个前提其实可以扩展到理想人格之问题,即境界论问题。由此视角出发,可看到斯宾诺莎、尼采与柏格森三位哲人其实分别从不同方向论及了境界论问题。     

论儒家道德实践中的认知与意志问题

在儒家道德哲学中,道德本体、涵养工夫、天地境界三位一体。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心性"问题是儒家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道德认知是道德领域更为内在的认识论问题,认识的主体是具体存在的人,既有感性的规定,也有理性的意愿。在善的追求中,理智与情感、意志总是交织在一起,向善的意志存在意志软弱的问题,即"天理"与"人欲"的内在张力。儒家的道德境界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问自身之"在"的意义,强调"成己"与"成物"的统一。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邹东廓的戒惧工夫思想

邹东廓以"戒惧于本体"来继承并发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邹东廓是在经历了"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等工夫进路后,才达到"戒惧于本体"的工夫境界的,并经常以这三个工夫次第开示学者。邹东廓批评了把警惕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警惕是良知本体题中应有之义,戒惧工夫不妨碍本体自然流行。邹东廓的戒惧于本体的工夫进路与王龙溪的心体上立根的工夫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龙溪认为在心体上用工夫只适合上根人,而东廓没有做如此区分。     

理性直觉与感性实践：以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沟通直觉与实践有多重理论进路。与现代新儒家把作为直觉境界呈现之基础的实践归结为道德实践不同,冯契的广义认识论表现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道家＂破＂的修身工夫、儒家的道德实践以及唯物史观的感性实践都被纳入＂实践＂的范畴,并进而把感性实践作为最基础、最本源的实践,由此对直觉境界与实践工夫的关系作了深层次、多角度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