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之水”天上来

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才知道。当地古老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因对其顶礼膜拜,敬称其为“雷神之水”。仔细想想此话颇有道理：50多米高的瀑布群。飞流直下溅起的水珠、水汽足可达100多米,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正如诗句所赞——“天上来水”“雪原崩落”……     

两晋南朝太子洗马之“清选”与东宫秘书机构之发育

汉初,太子洗马始行任子制,其地位较庶子、舍人为高。三国两晋间,太子洗马新增“准秘书郎”之职责,成为东宫秘书机构发育的开端。因洗马“典文书”,其选任以“文书才义”为标准。又因掌释奠之事,“才义”实包含“美谈论”的内容。“掌文翰”即为洗马之“清”的具体内涵。宋、齐洗马选任“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洗马一职多为显贵子弟所挤占。梁武帝复以“文书才义”选任,并设立典经局,将东宫秘书机构建制化,并注重其“典文书”职能。源自两汉、发育于魏晋的东宫秘书机构,至萧梁时基本成型。     

“雷神之水”天上来

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才知道,当地古老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因对其顶礼膜拜,敬称其为“雷神之水”。仔细想想此话颇有道理：50多米高的瀑布群,飞流直下溅起的水珠、水汽足可达100多米,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正如诗句所赞——“天上来水”“雪原崩落”……如追溯到上万年之前,此瀑布的巨大落差竟有100多米,那雷霆万钧的咆哮。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成伣“浮休子寓言”思想发微

成伣是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他创作的“浮休子寓言”思想深刻,主要讨论治身之道与治国之方。成伣论治身与治国,首先确立其根本价值,论治身以人的“性之所能”为思想基础,关注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全身之道;论治国则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根基,倡导统治者要施仁保民,注重选“才”和生“财”。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战国竹简《民之父母》中的“才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著录的《民之父母》9号简 ,有“其才A也”之语 ,释文A所代表的字 ,原文左旁作“言” ,右旁作“午”下“又”。学术界的人多认为此字是“许” ,把“其才许也”读为“其在语也”。本文不同意这种释读 ,认为A所从右旁是古文“鞭”的另一种写法 ,此字与郭店楚墓竹简《五行》3 3—3 4号“中心辩然而正行之”之“辩”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其才辩也”之“才” ,当读如本字。“才辩”常见于古书 ,是才智辞辩的意思 ,在简文中指孔子的言论。     

《文心雕龙》“文才”论内蕴与生成背景管窥

“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自先秦至魏晋,“才”这一术语逐步由论人到评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文才观,主要包括“才源天授,才主学辅”“骋才驭奇,修德为器”“因性练才”三个方面。文学场中的才性论中杂糅着诸多社会因素,魏晋时期奉命创作与即兴创作使“文才”受到追捧,作者地位与交际圈影响了才名的评价与传播。刘勰以“才”论文,重视文才的观念符合魏晋时期逐渐兴起的崇才思潮和文学场的变化。     

“谪仙”考说

李白的雅号“谪仙”，最早出自贺知章之口。用“谪仙”来形容和称许李白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和背景，其中与道家和道教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谪仙”之称概括和反映了李白的几个突出特征，即仙姿。仙性和仙才．     

边界的消解:论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兼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比较

海洋是丘特切夫思考人与自然关系、表达哲学理念的重要媒介。在创作中,丘特切夫一方面以海洋比照、抒写人类的精神活动,展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另一方面以海洋象征普遍自然界,以海洋的内在和谐以及人与海洋的关系（从对抗归于和谐）,表现人与自然的同一;消解了物与人、物与物的边界与区隔。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所创建的俄国海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但在其自然观及谢林同一哲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哲理性、梦幻性、自然性、生态性等不同于俄国传统经验的鲜明特征。     

基于动态人性观视域的孟子人性论再阐释

孟子以性善为人性本质,同时,人性的生成中也潜存着后天习性面向。基于动态人性观的视域,考察孟子人性论发展的一种可能;在人性立论层面,孟子人性论并非现成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生成的;在人性面向层面,孟子人性论潜存着后天习性,由于后天习性的介入,人性面向也由应然转向实然;在主体工夫层面,孟子提出“思诚”联结“诚”与“思”直接面向后天习性,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开显主体的切实道德践履。同时,这一过程也即是孟子人性论的生成与完成,其潜存面向也为孟子人性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域。     

“大自然的智慧”——解读康德《实用人类学》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大自然的智慧。他通过这个核心概念深刻揭示人的本质特性,系统地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总问题。这个概念包含丰富的辩证思想,它是对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大自然的计划”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是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当然,它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士在人间: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哲学表达

“聚贤能而治天下”是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这类“贤能”人物的世间生活状态,是由俊杰成为贤能的修炼之路,其生活态度也是“贤能”影响他人的重要途径。贤能政治的生活哲学理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性论方面强调以德为上,总体向善;二是世界观方面讲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三是社会观方面提倡德位相配,差等有序;四是人生观方面强调达人济世,积极有为。这些哲学在世间的表达方式,共同诠释了中国传统贤能政治世俗存在的哲学形态。     

论王阳明自得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自得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孟子对自得作了论述,但语焉不详,为后世留下了诠释的空间,王阳明钟情于自得精神,从学术观、认识论与权威观这三方面作了发挥。他赋予“良知”以权威主义的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遽的影响。王艮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在“多发明自得”指导下,把王阳明的“心本”论,发展成为“身本”论。李贽依据“务以自得”的原则,得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张岱、傅山、黄宗羲,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受阳明自得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哲人的自得精神,是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弗罗斯特生态诗学信仰阐释

弗罗斯特是大自然的顶礼膜拜者,诗人用毕生的精力,把其对自然的崇敬升华成了一种浓浓的生态诗学信仰。本文力图从静谧空茫的审美体验,启迪人生的哲学感悟,充满理性光辉和博爱情怀的大地伦理思考和崇高神圣的生态诗学信念四个方面来阐释弗氏独特的生态诗学信仰。自然是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心灵的"后花园",人类心灵的"净化器",启迪智慧的"金钥匙",人类精神境界的"圣经"。人类只有融入自然,其精神才能够健康成长,"回归"于自然状态,重返失去的"精神家园"。弗氏生态诗学信仰对于解决现代人类精神危机和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文本视阈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和现实观照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自然对人的主体作用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及主客体统一,反对无限制攫取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劳动天性的压迫,揭示了资本逻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异化的事实,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并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了合理预设。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通过促进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通过创新绿色生产的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通过倡导低碳、绿色的新生活方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从价值角度出发,通过彰显绿色发展的人民价值旨归,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     

从圣经原型和精神分析视角重读《双城记》

英国文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的，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人性深度感。《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诞生在作者遭遇情感危机的人生苦痛阶段，流露出作者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小说中的人物在更深层次上与圣经人物原型隐秘相合，映射出创作主体潜意识的想象性宣泄，作品中多重人物性格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其实质是虚构了一个“受难”“复活”乃至“牺牲”的原型故事来寻求解脱人生困境之途。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这种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为整合与超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还原为普通生物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圆心规定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视域。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思想的内在动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超越了外来话语体系渲染的“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在对人与自然非合作性博弈的自觉矫正中,凭借实践的上通下达,牵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与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