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截支桥至悉诺逻驿唐蕃古道的走向——对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究研》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

《新唐书·地理志》中对“唐蕃古道”自“截支桥”以南的走向记载如下: “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渡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逻驿。”上述记载虽嫌简略,但对截支桥至悉诺逻驿这段道程的走向     

海南州境内唐蕃古道几个驿站和大非川在何地辨析

海南州境内唐蕃古道几个驿站和大非川在何地辨析秦裕江，张海生唐蕃古道在翻越赤岭（日月山）以后，进入今青海省海南州地区，沿途驿站共九个，然后于烈漠海（苦海）出州境。其中如尉迟川、苦拔海、暖泉、烈漠海等，因有自然实体存在比较易于认定，学术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关于乌洛侯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就乌洛候的文献记载、名称含义、与室韦的关系、地理分布及流向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魏书·乌洛侯传》是研究早期乌洛侯历史的基本史料，《通典》、《旧唐书》和《唐会要》中新增入的唐代乌洛侯史料有一定价值，《北史》、《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记载的乌洛侯内容都是抄录的前代史书，价值不大。从史料分析，《魏书》记载的室韦包括了乌洛侯，东魏以来的中原人已将乌洛侯看作是室韦的一部分。南北朝至唐代，乌洛侯居地有所变迁，《魏书》记载的乌洛侯人活动在甘河、雅鲁河之间，《旧唐书》记载的乌洛侯人南迁至洮儿河与霍林河之间。缺乏文献根据，单纯从对音角度得出的乌洛侯的名称含义及其与后来古代部落、现代民族关系的结论，是难以取信于人的。任意对音的作法，有悖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是不可取的。     

《明史·地理志》广西壮族地区部分校订

记载明代广西壮族地区地理的志书,最早为《大明志》,此志于洪武三年敕修,今已失传。尔后,陈循等人又于景泰七年(1456年)纂编成《寰宇通志》,凡119卷。志中卷107至110为广西部分,分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势、风俗、土产诸门,较全面地记载了壮族地区各方面的情况。至明英宗时,又命李贤等人修《大明一统志》。此书成于天顺五年(146     

宋代在今广西西部设置羁縻州、县、洞考

宋代在今广西西部因唐之制以壮族先民的氏族、部落为基础设置了众多的羁縻州洞，由其首领世长其地。这些羁贪婪縻州洞，其数若何，宋人的记我并不一致，记载桂西诸羁縻州洞的《元丰九域志》及其后的《宋史》卷90《地理志》亦多遗漏且存舛互。此文据宋人记载详予考证，条分缕析，可给人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经行记》考论

从唐初降至近代,约有300多种文献典籍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变化情况。其中最早记录伊斯兰教及其有关国家社会历史情况的中文典籍,当首推出现在唐中叶的《经行记》。 《经行记》的作者杜环,生卒年不详,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帝国爆发了一场中外历史上著名的怛逻斯战役,最后以唐军的失败     

藏族史料书目举要(汉文一)

西藏地方位处西南边隅,古代交通不便,故汉文载记,相对而言,是少了些。又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有许多著作,抄本流传,往往散佚,如唐李德裕的《西戎记》及《西蕃会盟记》等书目,仅见于《庸书·艺文志》中,原书则不见;可是在许多汉文重要史籍中,关于藏族史料的专篇记载,是代不绝书的。到了清代,藏地与中原的关系日趋密切,两地人士往返频繁,对于该地的政治地理等有详细的汉文记载,今就所能见到的,约有百五种,附以川边之作三百余种,汇编成目,以供西藏研究者之参考。兹将编排凡例说明如下: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论侗族与乌浒僚的渊源关系

<正> 一、乌浒僚的北迁及其定居于湘、黔、桂毗邻地区乌浒人的原居地在岭南的郁林郡一带。《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置冠带,开置七县”。其活动中心在郁平县(今广西贵县至玉林县)。《旧唐书、地理志》卷41     

《汉书·地理志》所载晋风俗区及其风俗成因——以今山西版图为界

在《汉书·地理志》所述风俗区中,今山西境内的有太原、上党,云中定襄、云中、五原,河东三个风俗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二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     

《汉书·地理志》所载晋风俗区及其风俗成因——以今山西版图为界

在《汉书·地理志》所述风俗区中,今山西境内的有太原、上党,云中定襄、云中、五原,河东三个风俗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二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     

《西夏志略》考

《西夏志略》一书,见于近人编的几种西夏书目。如清道光中瞿世瑛撰《清吟阁书目》,载有《西夏志略》,但不记卷数,亦不著作者名氏。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部卷五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华馆印各一方。”在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有与《贩书偶记》大体相同的记载。今所见《西夏志略》皆为传抄本,国内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等图书馆都藏有传抄本,其所分卷者与各书目所载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乌罗浑与乌罗护辨析

乌罗浑、乌罗护屡见于《通典》、《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等典籍。有些史籍如两唐书把乌罗浑与乌罗护记为同一民族(北魏时的乌洛侯)的延续,今有些学者也多将其看成是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称谓。然而仔细研核史籍,乌罗浑(乌洛侯)与乌罗护当是两个不同民族,二者不应混淆。     

崔河图使蕃考

崔河图于唐大历十四年受诏出使吐蕃告哀,这一历史事件,史书上有记载,然而后世学者多未注意,偶有提及,表述也多有误记。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考证,清理还原,以弥补唐蕃往来使者研究的不足。     

古代东、西部百越地名异同论

<正>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实际上百越的活动范围曾达今山东南部,赵晔《吴越春秋》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载,勾践灭吴后为了问鼎中原,迁都琅邪(今山东南部),并灭掉了周围几个小国。交阯(后作趾)为今越南北部,这里也是百越之地。《史记》、《汉书》等记载,今云南、中印半岛北部有滇越(乘象国)、掸、越巂等百越支系。《史记·大宛列传》:昆明“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     

辽太宗皇后考

《辽史》卷七一《后妃.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传》与《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太宗萧皇后传》分别记载了辽太宗皇后的情况,虽所记多有不合,但以往学者多认为所记为同一人。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二书所记太宗皇后虽多有乖谬之处,然非为一人至为明显。辽太宗先后有两位皇后,二人均姓萧,又均为辽太宗之母述律太后之女至,故极易为人们所误解。     

丝绸之路史料钩沉

自汉初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中西交通、创建奇功.曾有《出关志》一书,见于《隋书·经笈志》,以后记西域行程,各处舆地情形之作,代不乏人,而大都仅于各史艺文志中,著录书目,而原书颇多佚亡,如《唐书·艺文志》中有许敬宗撰之《西域图志》六十卷,今竟未见传本,即宋人所编目录中,已少提及,盖已不存,殊为可惜.幸于旧史如《史记》、《后汉书》、《唐书》、《五代史记》等书,尚转引了张骞、班勇、贾耽及高居海之《出关记》、《西域风土记》、《四夷道里记》及《于阗记》等部分或全文,得之亦觉可珍.惟分见各书,检用不便,爰就各书,一一抉出,计汉代得二种,晋唐各代禅师往印度求经者,所记见闻,亦得五种,加以唐宋元明各代使西域之专著,又得十余种,共为二十六种,汇为一编,则历代记载西域行程之作,粗备于斯.其中或自瓜沙经过新疆至中区各地,或则由新疆而转入印度,虽终点不同,而经过之地,仍属丝绸之路,故并存之.又以沙州为行程枢纽,故亦取《沙州图经》诸篇,俾详其附近地域之形势.惟辑佚各篇未必全文,敦煌存卷,又多残缺,一仍其旧,不敢增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