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本禄命书P.T.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再研究

抄创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文本P.T.127禄命书,主要依据汉文本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改编而成,该占书以敦煌吐蕃裔民为信仰对象、以汉族北斗五帝为最高命属、以佛教转生为解释手段;P.T.127禄命书既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民族、佛教、数术等多元社会因素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敦煌蕃汉族群认同与宗教文化交流受容的有力见证,同时对敦煌社会"违戒"风俗和吐蕃社群历史追忆也有着具体的折射.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从P.T.1071、P.T.1072看唐代吐蕃社会的亲属结构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P.T.1072《法律文书》记载的内容,包含有吐蕃社会的各等级于狩猎时为他人所误伤或误伤他人,或本人或他人陷于犛牛身下,本人或他人或救或未救而导致伤亡时,所应负担赔偿之权利义务等,以及吐蕃社会各等级身份所庇荫亲属的称谓、亲属范围等,显现出当时吐蕃上层社会的亲属结构。文章先考证P.T.1071、P.T.1072的年代,以确证其是否属于唐代吐蕃时期的产物;其次解释分析P.T.1071、P.T.1072记载内容,重点关注所涉及的亲属称谓与亲属范围;再以吐蕃碑刻所载相关内容,印证P.T.1071、P.T.1072的记载,力图呈现唐代吐蕃上层社会的亲属结构。     

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福田司初探

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大力庇护支持,敦煌地区的佛教非常兴盛,而佛教僧侣亦通过践行各种福田活动为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福田是佛教中对从事慈善活动的一种泛称,福田思想在西晋沙门法立、法矩所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有所说明。福田思想倡导佛徒、大众多做善事,施民于方便,这样既能帮助众生,     

晚唐五代敦煌寺院与中原田庄比较研究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处于吐蕃和归义军的统治, 此时的寺院模式与中原历代形成的田庄极为相似。通过二者在阶级构成、经济生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比较, 可得出结论: 此时之敦煌寺院为不完全之田庄。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再探

敦煌文献中已鉴别出4种藏文九九表,其中,P.t.1256是由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小九九”表,ITJ764、P.t.1070和B59:10是藏文九九表,包括了不同编排形式的“小九九”表和“大九九”表。ITJ764尾题人名“■”,为藏文九九表溯源和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这4篇写本做转录,对残缺的内容做推拟还原,并给出译文和评析,初步结论是:敦煌藏文九九表有大、小两类4种,与汉文“小九九”表作用一致,编排方式有别,藏文九九表抄写者和使用者并不限于藏族。这些藏文算学文献实物,为研究藏族科技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劳度叉斗圣变未出现于敦煌吐蕃时期洞窟原因试析

学术界传统意见认为,敦煌中唐吐蕃之后洞窟中以整壁一铺巨幅画面大量出现的劳度叉斗圣变,主要是意在表现当时人们对推翻吐蕃统治的喜悦心情,属洞窟中的反蕃历史题材.但文章作者并不同意这一传统观点,而从艺术与形式的关系入手,经过对劳度叉斗圣变绘画特点的综合分析,认为劳度叉斗圣变之所以在经过北周初唐的表现后而在中唐吐蕃期洞窟中突然中断,又在晚唐五代宋洞窟中大幅表现,主要是受该类经变画表现形式的限制,其思想仍在阐释主尊造像的性格,并非是用来表现反吐蕃的洞窟绘画历史题材.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

经考察与藏译《法华经》相关的藏族史料文献,初步可认为藏译《法华经》最初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但现存的《甘珠尔》题记上写“由益希德(智军)翻译”。探析“厘定译语”及核对史料初步认为,和田出土《法华经》是814年以前的译本,可能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敦煌和《甘珠尔》中的记载初步认为是益希德厘定译语后的写本。对和田出土《法华经》上“三个写经生的署名”研究发现,这部和田出土的《法华经》是吐蕃时期的高层人物抄写的。     

藏区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探析

藏区中小学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教学必须从其学科性质出发,把握藏族儿童汉语学习的规律,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自身的特点,提高藏区汉语教学的质量。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赞普像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标志性人物像之一,其出现是壁画的绘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佛典内容进行变通的结果。赞普问疾听法图的粉本应源于吐蕃地区,由汉藏艺术家们共同创作而成,而赞普和侍从的服饰及容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则是受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     

四川藏区基层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键

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藏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挫败了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尊严,基层组织建设是藏区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前提。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干部机制、党政工作机制缺乏应变能力,大批干部和专业人才流失,四川藏区基层组织发展一度出现停滞的状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探索完善新机制,不断强化基层政权等措施是稳定藏区的战略性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