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知兵:论杨万里的对金军事谋略

杨万里是一位诗人,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杨万里文人知兵,其对金的军事谋略亦值得关注。杨万里对金的军事谋略主要表现为：选将以新,任将以能;淘汰冗兵,以边地养边民;两淮引民屯田以沿江拒守;主守后战。杨万里的军事谋略切合南宋实际情况,阐明了南宋军队存在的弊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对金的军事困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惜其军事谋略未被付诸实施。     

李曾伯守淮事迹述论

宋理宗时的守边重臣李曾伯在江淮战区出任两淮阃帅四年之久,这期间,他组织修缮了三座城池,都在宋蒙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李曾伯的仕宦经历,尤其是他在两淮地区的举措,也反映出南宋中后期三大战区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尤其是江淮战区军政建设的一些特点,即军事指挥系统方面的文臣统兵体制恢复和加强;军事防御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视城防工事;战略战术方面的定点防御,放弃野战等.     

刘锜与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

刘为南宋时期杰出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张俊并称为四大中兴名将，他一生参与领导和亲自指挥过“顺昌之战”等多次重大战役，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范例。本文详细论述了刘晓年所领导指挥的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尤其是位居主战场的两淮战区的战争形势及其过程，分析了造成这场战争失败的诸多原因以及刘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功过是非。     

郭嵩焘盐政思想略论——以两淮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实行专商引岸制的盐政制度,至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破坏殆尽,其中以两淮盐政最为糜烂。郭嵩焘作为同光经世派官僚和学者中的一员,对两淮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规复淮南引地为主的盐政思想。     

南宋张浚幕府探析

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作战的需要,都督府、宣抚使司、制置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都设有幕府。南宋初年张浚出任多为关乎南宋军事指挥的要职如宣抚使、都督诸路军马等,因此张浚幕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特殊性,充任其幕僚者地位优崇、多为兼职或可兼他职,长久跟随幕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幕府不仅职能广泛,且能够行使便宜处置之权,对抗金全局及地方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抗金之江防机构考

建炎三年二月,为防止金军南下江南,南宋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机构。高宗前期,沿江措置司、沿江制置司和沿江安抚司都是正式的江防机构,自高宗后期始,沿江制置司成为唯一常设的江防机构。从江防机构的管辖范围、长官的选任、军事力量的配置看,南宋王朝似乎并没有真正重视江防和水军的建设,这其中的矛盾反映出整个宋王朝对军事力量的紧张与不安,也是宋朝军事软弱的表征和原因。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反腐倡廉

清代的盐业产销实行垄断式的“官督商卖”,为了保证国课收入,清代两淮盐政一直重视反腐倡廉.乾隆、嘉庆等最高统治者率先垂范.从主管盐政的高官和最高机构入手,狠抓盐政的反腐倡廉,敢于向盐政的特权阶层开刀,重视惩治盐政行业的不正之风.通过对两淮盐政的治理,使两淮盐课成为清代国库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淮南融入合肥经济圈之科技对接机制

通过对合肥经济圈族团式发展模式中合肥、淮南两市产业发展特征、优势进行剖解,分析科技推进淮南融入合肥经济圈的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条件,紧紧围绕“两淮一蚌”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探讨区域科技发展平台和区域科技发展联动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探寻建立两地科技合作协调机制的基本思路;基于科技资源配置的分层次性分析经济圈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及科技创新重点突破口,提出合淮实现科技对接的具体机制和政策建议。     

宋金绍兴辛巳战事新探——以南宋三衙诸军为中心

宋金绍兴辛巳(1161)战事,三衙诸军作为南宋最主要的军事支柱,其表现关乎战事胜负。马军司主力暨殿前司两个军于战前西上京湖荆襄,实际上是中了金主完颜亮声西击东的诱敌之计,此举直接导致宋军淮西守御力量削弱,为金军直逼采石江面创造了有利条件。殿前司护圣马军参与的采石之战,挫败了完颜亮由采石渡江的雄图。步军司左右两军遂行的胥浦桥之战,则以近千兵马的折损为代价,迟滞了金军对扬州的突袭,淮东宋军刘锜部七万大军才得以经由扬州安然退回镇江,从而确保了南宋镇江段江防的安全,是一次极其典型的战斗失败但战略胜利的重要战役。在完颜亮遇弑之后,以马军司、步军司为主的南宋三衙诸军收复两淮,并趁势分别夺取了泗州、海州。马军司赵樽部在荆襄战区所遂行的蔡州之战,宋、金两军数度攻防易手,是马军司诸军继顺昌大捷之后再次打出赫赫威名的激战。     

宋代三峡地方武力初探

宋代三峡因其显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朝廷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三峡拥有全国最为详备的地方武力,不仅兵种齐全、兵量众多,且具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南宋后期西部抵御蒙古入侵的主力军。三峡宋军虽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但它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联防体系,密切了三峡地域军事合作,有力保障了宋代长江上游的军事安全。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宋代澉浦镇兴衰轨迹再探

北宋中前期,澉浦镇完成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的转变。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前期,其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南宋后期,澉浦镇渐趋衰落,其衰落与鲍郎盐场的分立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当时南北政权的政治军事格局转变相关。端平以后,蒙元发动灭宋战争,南北关系趋于紧张,澉浦镇作为临安门户,军事地位凸显,影响其海运事业,遂至衰落。澉浦镇的兴衰转变展现了南宋时代江浙地区通商与海防的矛盾,促使我们去反思江南市镇发展史的“延续性”问题。     

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述评

处于变革转型期的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要而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首个军队经营营利活动最为严重的时期。回易与营运是其基本形式。终宋一代,军队经营活动不断,主要有三个高峰时期。军队经营活动历久不衰、禁而不止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除社会因素外,与封建制度、宋廷政策态度、养兵政策等息息相关。军队从事各种营利性经营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军费拮据,起到过＂赡军＂作用,但总的看,对军队建设、战斗力的负面作用与影响重大。     

论北宋前期中央政府对湘西边地的控制——以彭仕羲之乱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前期酉水流域最大的“蛮人”集团溪州彭氏与宋廷保持着博弈关系。一方面,他们充当着边地守护者,负责维护“蛮”汉交界地带的秩序,平定其他人群的叛乱,以此换取宋廷的赏赐,亦提高其在地方的统率力;另一方面,当宋廷的边地政策或地方官员的举措损害其利益时,则会利用其影响力起而叛乱。尽管在经济与军事上处于优势,但宋廷对湘西边地的政策以抚绥为主,经济制裁和武力威慑为辅,不主张介入“蛮人”内部事务,反对轻易挑起边衅。平定彭仕羲之乱,成为宋廷在湘西边地建立正式行政区的前奏,为内地边疆最终纳入统一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