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的硕果——读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的《贞观政要译注》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分类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同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丰富,涉及到的人和事甚多,不仅有史料价值,并且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考辨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一直被认为是出于科举考试规范用韵的需要。但史料比勘与初唐诗文用韵的统计分析表明：许敬宗对《切韵》的改革,并非为科举制定官韵,而是为宫廷诗歌创作提供用韵依据;其时间也可上推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高宗、武后时期。     

唐太宗贞观之失述评

史家常称唐太宗圣明,为政多善而足法,故有“贞观之治”。然考诸史实,唐太宗失德、失策、失治之处甚多,若非忠智之士有所补救,他的许多过失都足以导致败家亡国。贞观之所以称“治”,一方面由于唐高祖广用贤能、直言纳谏、安静养民的治国方略在贞观前期存在功效延伸,与隋末战乱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唐太宗与唐高宗授意史官在贞观历史记录中大肆隐恶饰美的结果。     

试论唐太宗的"诚信"思想

唐朝“贞观之治”的出现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与唐太宗的“诚信”思想及其实践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他看来 ,“诚信”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诚信”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前提 ;2 .“诚信”是“广德”的重要方式 ;3.“以诚信为治” ;4 .“诚信”胜过十万雄师 ;5 .“诚信”能够约束战争 ;6 .“诚信”能够调解民族矛盾 ;7.“法”为“大信”。在具体实践中 ,唐太宗特别强调和重视以“诚信”对待天下 ,以“诚信”对待群臣 ,以“诚信”对待边疆少数民族 ,以“诚信”对待百姓 ,甚至以“诚信”对待自己的仇敌。唐太宗的“诚信”思想 ,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 ,在贞观年间形成了弘扬诚信和实践诚信的浓厚氛围 ,一批重要大臣和武将 ,或对诚信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论述 ,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努力践履“诚信”思想 ,取得了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 ,贞观之后尤其是唐后期的君臣以及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关于“诚信”问题的言论 ,都明显带有唐太宗“诚信”思想的印迹。当然 ,在处理有关问题上 ,唐太宗也常有失信行为 ,而且也总是为自己的失信行为加以辩解。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民思想

一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论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治国方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作一点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用人任事似有种益。一、广延人才，公正用人唐王朝建立于隋朝末年的乱世基础之上，唐大宗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博大胸怀，不分门户，不计亲疏，招贤纳士，广延人才，公平待人，公正用人，唯才是举，为我所用，为贞观盛世奠定了人才基础，使大唐帝国的巩固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贞观…     

谈李世民对皇太子、诸王的教育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十分重视并且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巩固李唐统治的借鉴,其中之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皇太子、诸王的教育上.贞观年间,唐太宗和朝臣们曾多次讨论了“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在李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唐太宗曾出生入死,备尝艰苦,对于“草创之难”自有其深刻的体会.但是当他掌握了政权以后,就认为迫切的、现实的困难问题是“守成”.     

评《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

评《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有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学术界新近又增加了一部新著：《贞观盛世·唐太宗·李...     

论贞观之风

[“贞观之风”一直被后人称颂,而什么是“贞观之风”?专论者少,本文将之概括为“诚信待人,兼听纳谏”八字,作者认为“贞观之风”是唐太宗取得辉煌的武功和文治的主要原因。因其诚信待人,故得人心,竭力为其打天下治江山;因其兼听纳谏,故能集众智成大事,取得贞观之治。“贞观之风”对后代影响深远,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唐翠微宫考

翠微宫是唐代著名的夏宫,位于长安以南,秦岭山脉北麓的翠微山上。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修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重新修葺。贞观二十一年和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先后两次在翠微宫上避暑,处理政务,并最终逝世于此。太宗之后,唐代君主便很少至此,翠微宫逐渐衰败,最后废宫为寺。虽然翠微宫作为夏宫的历史并不算太久,但是关于翠微宫的相关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研究。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论唐大明宫延英殿的功能与地位——以中枢决策及国家政治为中心

唐都长安的大明宫延英殿是一处重要的建筑物,其功能除了作为“延英召对”的场所外,还有群臣向皇帝问起居、延英奉觞、延英奉慰、延英中谢、召见官员、面授官职、召见外来使者、举办宴乐等许多功能.在唐后期延英殿在大明宫中的重要性,不仅超过了其他殿阁,也超过含元、宣政、紫宸等三大殿,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

针对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起点的唐代长安城内是否有作为起点标识性处所的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唐长安城内,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城的三大标识;大明宫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西市是唐代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的开远门则是唐代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     

刘洎之死原因新析——兼论唐太宗对李治继位的准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受到褚遂良的诬陷,宰相刘洎被杀害。刘洎被杀从表面来看是他的言论不当所致,而实际上是多种因素交汇促成的结果。刘洎性格直率,锋芒毕露,而晚年的唐太宗却对大臣猜忌日益严重,当性格羸弱的李治成为皇太子之后,唐太宗对强势大臣的举动就十分担心。褚遂良奏上一番诬谮之辞后,唐太宗就顺水推舟将刘洎赐死。显然,担心幼主难驾驭刘洎,是唐太宗杀死刘洎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论唐太宗与玄奘及唯识宗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唐朝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作为"明君"的唐太宗没有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看待佛教,而是从一种治国之策的维度对佛教进行合理的管控。玄奘法师对太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采取了更为和缓的佛教政策,正因如此唯识宗也在此期间轰动一时。     

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是记录初唐贞观年间禄东赞入朝为松赞干布请婚事件的一件美术作品。该图卷旧传为阎立本手笔，后流传至晚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重予裱褙，并题跋于画心左侧。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画作为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以及递藏等方面，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功能及影响，则鲜有学者论及。文章从跋文的格式、《册府元龟》的录文两个方面，为原跋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提供了新的佐证；通过对重装褙背景及跋文的分析，发现此事隐射了晚唐与吐蕃关系的一桩旧事——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由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的打击报复，李德裕在该事件中经历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失败，其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故始终在寻找辩白和昭雪的机会。2年后，他主持中枢，恰逢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此时他新伤未平、恨意难抒，遂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工作，并不厌其烦、喋喋为之题跋。该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同时，该题跋也可索解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职时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其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跋文对《步辇图》所表现的事件进行了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皇帝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皇帝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朝贞观旧事以及吐蕃政策的征引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并为自己辩白。重装褙、题跋及"追论悉怛谋"等一系列事件，不仅解慰了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反映了当时牛李两党对于吐蕃政策的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晚唐朝廷对于回鹘、黠戛斯等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立场及策略。文章可作为探讨古人如何以书画收藏及题跋活动作为政治"动源"，来隐晦地表达其施政策略的美术史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