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刍议——以对事实的认定为例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判断证据之证据能力即合法性的自由裁量和适用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当前,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质量不高且比较混乱,基本没有规则可循。要搞好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思想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加强对事实认定方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和公开审判制度,加强监督和对错案的纠正。     

电子证据认证研究

证据要成为定案依据,须经司法认证环节。电子证据形成与运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给法官认证带来较大难度。电子证据认定应坚持自由评判为主兼采证据标准或规则为辅,从电子证据合法性、真实可靠性、关联性和完整性四个方面对其可采性和证明力进行认定。     

对影响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若干判例的评析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减少伪科学的运用和对科学的误用。通过对Frye、Daubert、Joiner和Kumko四个案件的判例,详细分析了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演变的内容和历程,有助于理解现代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内涵,对我国在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英美法系国家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发展、比较与借鉴

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在英国,经历了从早期严格限制相似事实证据的适用到2003年《刑事审判法》相似事实证据可采性标准的降低;在美国,采取了原则上排除、例外的情况下可采的模式,而其例外情况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两国的发展轨迹既存在差异,也有共性,即其基本的发展趋势和理念是相通的：既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避免产生危险的偏见,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防止不公正的审判;同时也要兼顾对被害人等利益的保护及帮助法官对事实全面了解。我国也需要构建与相关性规则密切相关的具体规则,并对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相似事实证据规则进行借鉴。     

规则、原则、程序——对法律原则的一个诠释

根据法律模式理论,法律原则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法律的局限性。规则与原则的关系就是严格规制与自由裁量的关系。在司法过程中,原则具有六个方面的功能。对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程序控制。     

犯罪实行行为着手标准的检视和重塑

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关系到罪与非罪以及量刑轻重的问题。关于着手的认定标准,学界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等观点,众说纷纭却又弊端重重。事实上,犯罪实行行为着手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对于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应当结合具体的个案,由法官自由裁量进行判断。理论则可以确立着手认定的基本原则和影响着手判断的诸多考量因素,以此为个案的自由裁量提供依据和准则。     

事实与法律的博弈:美国证据有限可采性研究

在美国证据法中,有限可采规则是可采性规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证据的有限可采性以多重可采性为逻辑前提,二者联系密切而又有所差异.根据有限可采性规则采纳证据时应当注意:为有限目的而采纳证据,法庭必须基于及时的请求将证据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并向陪审团作出指示.有限可采性规则旨在促进证据的采纳,有助于实现准确价值,更是集中体现了公平竞技的精神.就局限性而言,有限可采性规则可能成为规避证据排除规则的手段,并且限定性指示的效力也存在局限性.     

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规制——对法官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定罪量刑阶段裁量行为的分析

通过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指出刑事自由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了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内容,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多措并举提高法官素质;明确自由裁量的原则和方法,使其在合理范围内运行;改革判决书制作模式,增加对裁量行为的说理;完善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实现立法及司法控制;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的基本构造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呈现出"行为—基准—例外"的基本构造。取证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应指不符合法律设定的取证程序,在法律条文文意和目的射程范围内的制定规则也应是法定程序的组成部分。在判定行为具有违法性后应进入第二层的基准判断,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立法设定的宏观裁量基准,对其判断宜综合考量以下微观基准:违反程序的情节和频率,违反程序的后果,违反程序时的主观意图,违反程序与取得证据之间的因果联系,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权益种类和轻重,证据的价值。依照裁量基准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检控方可主张存在排除例外。补正与合理解释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裁量基准,而是需要主张者进行证明的排除规则的例外。我国裁量排除可遵循三步判断模式:先进行违法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再进行违法行为客观方面的判断,最后权衡追诉利益和预防将来违法取证之效果,决定是否排除系争证据。     

对"证据属性"在证据制度中基础性地位的质疑

"证据属性"是我国现有证据法领域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其所固有的逻辑上的缺陷,体系上的僵化性以及程序功能的单一性,因此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地发挥作用。"证据能力"体现了一种不同的证据采纳模式,即证据只有具备证据能力才能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成为质证的对象,证据最终是否回被采纳取决于证据的证明力。通过证据能力概念的引入,证据的采纳标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立法得以实现的具体的程序性问题。     

语言证据与专家证言： 美国司法实践视域下的可采性研究及其启示

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的语言证据所指向的是不同载体证据中涉及的语言问题,既可指内容,也可指形式。由于案件中的语言争点往往需要专业领域的分析,因此衍生出了语言类的专家证言。语言类专家意见的作出主体在我国司法语境下可归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范畴。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求,我国“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普通法法域专家证言适用的某些规定与标准。但正如美国司法实践中意见证据采纳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司法实践适用学理研究需要标准,标准的建立需要学界与司法界互相了解,并通过模拟试验的方式确定可适用范围与可采纳标准,进而推向司法实践。     

规制与问责:英美警察自由载量权的多元治理

对警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警察行为对公民自由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其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是英美警察执法中大量存在的歧视性境遇，二是警察亚文化成为导致警察执法背离法治的根源。因此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监督不仅有必要，而且会增加。警察机关有着自由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只能是法院拥有对“规定的范围”进行最终审查权。21世纪以来，英美开始倡导以民主警务模式来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民主警务模式区分了警察“业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这将保护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鼓励政治当局对警务政策进行控制。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功能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诸多难以解答的疑问要求理论分析的视角从“制度逻辑”转向“制度功能”。限制证据能力、排除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据材料,一直被认为是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法律功能,但是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受侦查中心主义和侦查案卷审判模式的影响,证据分类制度实际上发挥着“强化侦查案卷证据能力”的功能。因此,建议从审判视角重新定义证据种类,以司法解释方式限缩侦查案卷在审判中的使用,逐步实现我国证据分类制度从“强化证据能力”转向“限制证据能力”的功能归位。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避风港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立法和分析典型案例可知,中国避风港规则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中的“明知或应知”,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其次,权利人发出的不合法通知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条款规定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法律适用性不统一的后果.要改变这一现象首先必须修订避风港规则的相关规定,明确注意义务的判定标准和不合格通知的法律效力.此外,还需要引入利益分享机制,在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之间建立商业合作关系.     

浅析美元是如何对世界经济施加不良影响的——基于美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分析

在美国的货币史上,美元自面世至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美元对世界经济施加的不良影响有所不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拥有世界黄金总量更大份额的美国,不但不严格遵守金本位制规则,反而利用美元对国际贸易和世界货币体系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不仅没有真正承担起国际价值标准的义务,而且经常将美国的债务危机转嫁给贸易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美元完全脱离了黄金的约束,致使美元在世界范围肆意泛滥,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     

域外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的新发展及启示

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是电子数据证据认定中最为棘手,也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新修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电子数据证据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但遗憾的是只确认了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未对电子数据的可采性及其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借鉴有关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践需求及发展程度,应制定包含最佳证据规则、鉴真规则与传闻证据规则的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规则。     

论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表征着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我国一直对此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司法体制的不完备及认识上的误解。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环境,设立证据排除法则不能盲目照搬或脱离国情,应当在成本和效益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具体对策。适当的态度是:不绝对排除非法物证的可采性,但应严格限制非法物证的可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