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现实前提及其意义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市场经济是其形成的现实前提.它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市场经济的启动和发展,正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市民社会的催生和崛起,则是这一影响的集中体现.同时,市民社会也会以其区别于政治国家的特质对整个经济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摆脱以往的旧观念.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兼容,都是介于个人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纽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和市民社会也有某种天然自洽性,从而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建构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性的市民社会,并使之完善.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培养市民社会内部成员的契约精神,注重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全面发展,培养公共精神.     

商会自治的基石:商会自治规范研究

在现代法律秩序中,商会自治规范是制定法的基础和必要的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制定法;商会自治规范主要包括商会组织规范、行为规范、惩罚规范以及争端解决规范等;其效力仅及于其内部成员;商会自治规范和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但也存在整合的基础.     

走向法治的新契机--入世背景下中国法治道路模式

在加入 WTO的背景下 ,中国法治道路有了自己的特质 ,并将在深层次上为中国走向法治之路提供契机。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内部力量的涌动下 ,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之间互动发展过程中 ,法治理念将逐渐融入市民社会 ,渗透到政治国家 ,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追求。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和规范的政治国家这两个轮子的互动下 ,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 ,中国将步入法治之路 ,走向宪政之巅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一种考察

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史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以劳动和市场为核心的“需要的体系”及其满足方式,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在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泛神论的逻辑神秘主义”,继承、深化了其历史主义方法和内容,并揭示了一切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解放新课题,初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轮廓。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走出市民社会泥淖的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演变中的自由维度

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自由维度,具体表现为城邦时期的政治自由、自然法哲学时期的契约自由、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时期的经济自由、当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三分时期的参与自由.每个时期所追求的自由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对自由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当前构建市民社会的热潮中,如何在充分实现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由价值的同时,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组织的镶嵌、链接和整合--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个案分析

地方商会作为专业市场中协调外地商人和当地政府、市场、企业间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作者引用社会资本理论,用镶嵌、链接和整合三个概念来说明商会的形成和发展,并以中国轻纺城的地方商会为例加以论证,并从制度规范角度,结合社会资本,探讨了中国地方商会改革的方向.     

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

政治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互动形成的合力推进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源;市民社会是政治发展的间接动力资源。在当代中国,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也是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有效的配置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将直接决定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方式。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中国法制现代化三阶段假说--一种法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阐述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构应经过三个阶段,即由政府推进的工具型法制国阶段,到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制度型法治国阶段,再到社会自主演进的信仰型法治社会阶段.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社会域存在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是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公民社会是在西方中世纪末期伴随着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的出现而出现的。从19世纪末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     

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建设法治国家是十五大提出的新的政治目标。提出这样的目标,首先在于已经逐步发展了20年的市场经济自身运作规律的要求,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发展,必须有法治的规范和保护;其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主体呈多元化,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必然产生多元化的利益差别和不同的政治要求,政治的多样化与参与意识的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民主的制度化正是法治国家的内涵。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法治国家的建立。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于其经济基础的公有制,在政治上表现出更多的广泛性、平等性、保障性,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

“市民社会”是西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概念,并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在马、恩著作中也经常被使用。近年来,这个概念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概念①,用以解说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进程②。本文旨在理清“市民社会”概念的来源以及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利于进一步的探讨     

略论法治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法治进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迁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双向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通过分析现当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揭示了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各家学说,总结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刻渊源和紧密联系,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发展市民社会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过程

中国在探求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本国国情,但也不能忽视国际上的历史共同经验和基本规律。世界各国民主法治的进程都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市民社会是民主与法治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发展市民社会也应该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过程。市民社会的内核是自治组织,它与民主政治具有相同的民主运行机制,两者都以理性文化为基础,而规则意识则是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共同灵魂。因此,党和政府要重视并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优化有关市民社会建设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也应预防自治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     

试论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模式

构建我国市民社会是在国际背景和国内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所做出的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根据我国历史的背景和当下的现实,实现这一目标的模式选择是:基础层面要培育发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宏观层面要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共生共强”;微观层面则要推进和优化社区建设,使市民社会得以切实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