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0个村庄的横截面数据

文章利用广西、河南、黑龙江、江西、宁夏、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山东10个省份10个村庄698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使用零模型讨论分层的可能性,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人口统计特征、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等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要低于中等户和富裕户。随着户主年龄,住房面积、耐用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健康、道路状况、村庄民主、社会交往的改善,农户生活满意度提高的可能性越高。农户生活满意度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村庄特征差异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差异影响不显著。     

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状况、问题与对策──广西城市计生工作调查分析

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状况、问题与对策──广西城市计生工作调查分析肖哲不久前，广西壮族自治区计生委组织力量对全区７个地级市、９个县级市、２１个城区（郊区）和部分市属县的计划生育工作状况进行了调查。现就调查结果，对当前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问题及应采取的对...     

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可及性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文章运用河北、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9个省份19个国家级贫困县152个贫困村和2 254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使用生活满意度法对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可及性变差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到最近的小学和初中的距离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基础教育可及性变差可能导致辍学、机会成本增加、教育负担增加、家庭教育弱化、亲情淡漠、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等问题,从而降低农户主观幸福感。为了保持农户主观幸福感不变,农户到最近小学教学点或小学的平均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户均纯收入大约需要提高0.196个百分点;农户到最近初中的平均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户均纯收入大约需要提高0.218个百分点。     

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的实证研究

环境污染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对经济与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对广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营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通过对1986-2006年广西人均GDP与工业污染排放指标的关系分析。说明广西目前的EKC轨迹并不明显,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广西需加强对环境的规制和治理．以求得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农村妇女的生育决策权与生育率

本文对内蒙、青海、甘肃、宁夏４省区１１个贫困县３３０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１）在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女性不仅在期望生育的数量上低于男性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２）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并没有实质性发言权，她们关于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年龄和生育问隔的愿望，均受到严重忽视；（３）一旦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便会有效地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那些生育率很难控制的贫困农户而言，其作用尤为重要，（４）在影响女性生育权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和参与生产的程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无疑将成为提高贫困地区妇女生育决策地位、从而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     

广西“关爱女孩行动”情况——广西自治区人口计生委主任伍先华在“万里行”广西站的讲话摘要

一、广西开展“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情况 2003年，广西钦北区被列入24个国家试点县（区）之一。广西人口计生委以此为契机，确定合浦县为自治区人口计生委试点县，同时要求全区14个市自行抓一个试点县，与国家的试点工作同步进行。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和新疆等5个民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快发展。但是,5个民族地区因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发展的进程有所不同,其中内蒙古基础最好、发展最快,广西次之,西藏、宁夏和新疆等3个自治区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5个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变动显示出3个不同队列特征,反映了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是那些影响国家和民族现代工业化进程的社会历史基础及自然地理等经济发展条件,而不是民族和人口因素。5个民族自治区的人口变动状况都直接反映了各个民族地区经济因素的作用结果,而生育政策对人口过程却没有显示出预期应有的关联性。     

1981年广西主要民族育龄妇女生育状况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这里聚居着汉、回、苗、彝、壮、侗、瑶、水、仫佬毛难、仡佬京等十二个主要民族.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3936万人,占广西总人口的38.3%,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20.7%.因此,研究这里主要民族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掌握她们生育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人口政策,发展经济和文教卫生事业,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西十二个主要民族15—49岁育龄妇女1981年的生育状况作一初步分析.     

新疆贫困地区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000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30个扶贫重点县的3000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农户所在社区情况、农户基本特征和具备的能力来看,总体反映出社区情况越恶劣、农户各方面条件和能力越差,越有可能参与扶贫活动的规律,从而验证了扶贫开发所具有的"趋害疏利"的特性;从农户的参与意愿来看,农户对扶贫活动或扶贫项目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参与活动,同时还体现出农户参与愿望与扶贫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这也是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小农经济结构与女性家庭角色——基于20世纪30年代微观数据的探析

本文利用1938-1940年间的满铁实地调查数据,讨论了中国华东与华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特色对女性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的经济角色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控制住可能影响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家庭特征变量及县区特征变量,检验结果显示,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男性的辅助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占有比例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毫无影响;而华东地区女性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华东与华北地区的不同的小农经济结构导致女性劳动力在小农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农民有序流动

文章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解析了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条件。农民流动系统的“开放性”是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前提;农民流动系统“远离平衡态”是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内在根源;“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是农民有序流动生成的外在动力;“涨落”是实现农民有序流动的重要途径。     

关于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农民态度调查研究——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荆门市掇刀区是湖北省户籍制度改革的试点区之一。本文对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改革中的农民态度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其一,农村居民普遍支持户籍制度改革;其二,影响农民态度的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保障因素、经济因素和城市吸引因素;其三,农民最关心的是政策因素的影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深化一元户籍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依赖与脆弱性：农民养老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基于全国十个省份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2009年全国十个省份30个行政村1000余位农民的调查数据，从“依赖性一脆弱性一养老困境”的逻辑关系出发．以农民养老的经济依赖途径为切入点。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养老的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那些同时具备女性、年龄较大、养儿防老观念比较强、家庭收入比较低、没有儿子、家庭整劳力比较少、纯农户和所在村经济情况比较差特征的农民，是依赖性最强的农民，他们面临的养老脆弱性程度也最高。由于现实生活中。全部具备上述所有条件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但农村社会政策刺定部门可以根据农民满足上述条件的多寡．来判断其养老脆弱性程度的高低。并以此为依据选择农村社会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     

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

留守妇女问题可以放在制度与政策的背景下审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户籍制、不发达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是留守妇女问题产生的基本制度背景。男性的外出虽然将妇女推向了关系网络处理与建构的前台。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农村社区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好、弱关系网络建构的制度性支持不足等使留守妇女难以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导向是否有助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让流动农民回到乡村．二是如何使留守妇女迁往城市。     

“民工荒”现象成因及对策分析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对“民工荒”之所以出现作了原因分析,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Minimal Household Units: A New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Formation

In this paper a new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forma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households is described. The components, or building blocks, which combine to form households are identified and these have been called ‘minimal household units’. The focus of the analysis is on whether a minimal household unit sets up as a separate household or, if not, with whom it is shared. An economic theory of household formation is outlined, and a probit model is used to guide the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imal household unit on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a separate household,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he unit's income, and other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s members are shown to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robability of its being a separate household.     

Postmarital Living Arrangements in Historically Patrilocal Settings: Integrating Household Fission and Migration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ory and research on household fission (or partition) and migr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living arrangements following marriage, especially in historically patrilocal and primarily agricultural settings. Using panel data from the Chitwan Valley Family Study to analyze the sequenti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at influences men’s living arrangements subsequent to first marriage, we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among extended family living,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household. We find that community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ccess to markets or employment, as well as household wealth affect the initial decision to leave the natal home.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use of farmland, along with the young men’s own education, media exposure, travel, and marital behavior,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make the departure from the natal home permanent. Our findings explain why previous results regarding household fission and those focused on migration have provided such mixed results, and we establish a new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how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manage living situations.